怎么样才能学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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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出生时所有的知识都是零,人类能在前人基础之上不断进步,靠的是文字记录;统治者治国之术能够不断累积进步,靠的就是历史记录,古人记录历史之首要目的,是给帝王统治国家提供借鉴,故司马光所写之史书巨著被命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借鉴往事,有助于治理国家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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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有良好之史学传统,才能在王莽那样试错中不断吸取教训,让政治制度不断完善,避免重复犯错,最终形成极为稳定之统治模式。

普通人也可从古人之历史著作中获益,历史不仅对政治制度之试错,也是对人生之试错。人性亘古不变,历史中那些事件在今天相同之条件下仍旧可以发生,我们可从繁多之历史事件中观察人性,洞悉人们在各种特殊环境下之反应,许多人生教训不需要亲自尝试,可直接从历史事件中学到,因此我们可比不读历史之人用更低成本快速成熟。

中国记录历史之传统从《左传》开始,到司马迁之《史记》正式定型,为中国史学定下很多良好之规范,不少规范被执行了上千年。

中国的史书主要有两种形式:“编年体”和“纪传体”。“编年体”就是按照时间顺序,一年一年、一月一月地记录历史事件,《左传》和《资治通鉴》都属于这种形式;“纪传体”主要以人为单位,把一个人之一生写成一篇文章,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就是讲秦始皇一辈子之事,《史记•高祖本纪》就是讲刘邦一辈子之事,《二十四史》便是采用纪传体书写的。

编年体和纪传体各有优缺点。刚入门读历史之时,最好读纪传体,纪传体都是有头有尾的一篇篇故事,前因后果写得很清楚,看纪传体就和看小说一样,可让我们快速建立对某个历史人物之印象,总结他之得失;等到详细研究历史之时,就需要编年体了,借助编年体才能知道某件大事发生时,当时之历史背景是什么样的,编年体把所有历史人物都打通到同一条时间线里,便于抓住历史之大脉络,初学者上来就读编年体,会感到极为枯燥,因好几件事情都混合在同一个月份里,又没头又没尾,常常会看得莫名其妙。

简而言之,纪传体更适合初学者,编年体更适合历史专家,传统之史书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借鉴,统治者又不是历史专家,当然是故事性强之纪传体更适合,因此纪传体成为中国史书之主流,现在很多历史普及书籍,都是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也可看作是变相之纪传体。

除人物之传记外,《史记》还适当兼顾了其他内容:《史记》里一部分内容叫作“书”,“书”所录不是某个人之故事,而是国家之政治、经济、文化等某一个领域情况,如《河渠书》就是专门记录水利方面之事,相当于是一部独立之“水利史”;为后人查阅方便,《史记》还有一部分叫作“表”,就是历史大事年表,像是一个简略版之编年体提纲,以弥补纪传体之不足。《史记》之结构设计非常完善,因此成为后世史书之典范,《二十四史》基本都是按照《史记》之结构来写的;《史记》另一个优点是文字优美、内容真实。甲骨文记录商周之时很多珍贵史料,但是在清朝末年才被发现,人们都不知道甲骨文之存在,司马迁在没看过甲骨文之情况下,在《史记》中对商周之记述大体上都和甲骨文资料吻合,说明司马迁之历史考证水平非常高。

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史学之重要性,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历史记录,中国朝廷很早就有专门负责记录历史之史官,从晋朝开始,还有专门记录皇帝一言一行之史官,所记录之内容被称为《起居注》,是皇室的第一手资料,内容非常详细,史学价值极大。

中国很早就有“政治不得干涉历史记录”之史学精神,皇帝对于天下百姓都有生杀予夺之大权,但不允许看自己之《起居注》,为的是避免皇帝随意篡改史书,如皇帝非要看,会受到大臣集体反对,也会受到后人之谴责,当然历史上还是有些皇帝违反了这条禁令,但这条传统之存在,已是非常了不起之事。

可以自豪地说,因司马迁等历史学家们所开创之史学传统,中国之历史记录是世界上最为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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