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向歪风邪理说不,看刚正不阿的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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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唐宋八大家之一,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 广东通志 》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慷慨激昂,刚正不阿,敢于同歪风邪理说不的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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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晚年的唐宪宗非常信佛,为求风调雨顺,他派人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长安。佛骨先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里让大家瞻仰。皇帝都这么虔诚,手下的王公大臣也都来凑热闹,老百姓更是跟着,有钱的捐钱,没钱的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疤,以表示对佛的虔诚,有些狂热之人甚至为此废业破产。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历来不信佛,对皇帝引发的近乎全民狂欢的行为非常反感。为此,他写下《论佛骨表》并上奏给皇帝。唐宪宗看完韩愈的奏章后非常生气,非要用极刑处死韩愈。很多人为韩愈说情,唐宪宗忍着满腔怒火,把韩愈贬为潮州刺史。这就有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韩愈用诗表达自己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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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旧立新,直言不讳。唐朝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 。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直言不讳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凡是论及人材,韩愈的文章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更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 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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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书生,为万民只身说服叛军。唐朝藩镇割据严重,长庆年间,遇兵变,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作为朝廷特派员,前往镇州。很多人都为他担忧。颜真卿深入叛军有去无回,人们担心韩愈也步会颜真卿的后尘。就连唐穆宗也有些担心,嘱咐韩愈多加小心。韩愈在《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的诗中写道:“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风霜满面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韩语心里没有害怕,他反而担心去晚了会有战事,会连累百姓。这才是一个坦荡荡的君子形象。到镇州后,韩愈对士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实例告诉他们,叛乱没有好结果,不要惹祸上身。他还恩威并施,告诉士兵,朝廷相信你们不会叛乱。对叛军将领王庭凑,韩愈义正辞严进行警告: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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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师说》

用潘向黎的话说: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韩愈政治生涯多次被贬,同时他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政治影响后世许多的帝王将相,他的文学作品更是流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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