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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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秋雨《中国文化课》14讲中表达了一种隐痛:

“汉王朝拥有司马迁,又残害了司马迁。结果在浩荡历史面前,汉王朝既因他而骄傲,又因他而羞愧,骄傲可骄傲到雄视百代;羞愧,可羞愧到无脸见人。

司马迁的悲惨遭遇在历史书上都能看到,我就不稀说了。我只想表达内心的一种隐痛,那就是这个人给了中国人一副长久的目光,而我们的目光却不敢在他身上停留太久,他的忍受让我们难以忍受。”

一连几天,我不自主的停留在司马迁身上,本想查阅后不留痕迹的在书中继续前行,结果走不动。跟着心,留下印迹。

带着好奇,隐痛,还有客观。如今拜读,看到了《史记》背后的一个苍白衰弱的男人在一笔一画,一事一理,一究一竟中照见历史,才有后世的执古御今。然而书写历史的人却在历史中无我,出生之年,出生之地都模棱两可,卒之年更不可考,如此无之为用,后人对他永保好奇,尽管非他本意。

司马迁官方百科如下: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生于龙门(西汉夏阳、即今陕西省韩城市,另说今山西省河津市),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二十八岁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后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调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以上简短平叙的概括了司马迁一生,然而客观也藏不住万千滋味。我也只能从个人为出发点,去寻那道光

使命的背后是传承。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

司马迁还博览六艺、百家杂语,又从名师受业,靠着自己的勤奋,他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学到了天文、星占、卜筮和黄老学说。从孔安国那里,他学到了古文学和用今文解说的《古文尚书》,还有属于古文学派的其他古籍。从董仲舒那里,他又学到了以《春秋公羊学》为轴心的今文学派理论。

其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其一“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是汉代著名的观测星象的专家,所谓学天官,就是学观测日月星辰的天文之学。其二“受《易》于杨河”。杨河是汉初有名传《易》者之一。《易》是讲阴阳吉凶的,这和天文星象都有关系。其三“习道论于黄子”。黄子便是黄生,他擅长黄老之术,曾和辕固在景帝面前辩论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两件事的性质。黄生的议论正是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

司马迁向孔安国学习的就是《古文尚书》,本书既包括进一步接受古典语言文字学的训练,又包括学习《古文尚书》的注解。司马迁有着这方面的素养,加上勤奋学习,所以学识日益丰富。同时,孔安国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

司马迁还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传》,董仲舒是他的第二位老师。

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长安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 。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山。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此次壮游两年左右,探着先人的印迹,一步一步的真实经历和感受着,这是写史最有力的笔杆,现在依然有很多写历史写人物的作家也是亲历古人足迹。说到这种游历,令人神往,尽管苦乐自知,但眼界心界纵横无边时,妙不可言。这其中亦离不开其父在精神与物质上的运见与全力支持。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回朝为官。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未能参加,病重垂危在洛阳,司马迁赶来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弥留之际对司马迁授以未完心愿,司马迁谨记遗命。

遭受腐刑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 然而,不久后去迎接李陵的公孙敖无功而还,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武帝便杀了李陵全家 ,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李陵,李广之孙,司马迁曾说李陵“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拘国家之急,其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 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

如李陵少点意气用事,如司马迁更婉转劝谏,那会怎样。叹息遭遇,也明白其中是许多因缘聚合而成,身心痛至极处的经历增加了生命的张力,对人性,对历史人物的感同也更加深刻,这也是自我对司马迁遭遇寻求的丝丝安慰。

有一点百思不得其解,司马迁卒年为何不详,有女儿女婿外孙,并且女婿杨敞官至西汉丞相,司马迁何去何从理应知晓却无丁点痕迹,此时脑海浮现了一种不可说的归隐,若是该让人多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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