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败文化中的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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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败文化中的突围

  > --读余杰《尴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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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仲达

  > 一声铁屋中的呐喊之后,余杰把深邃的目的光投向了历史,开始了精神废墟上更为艰难的求索。

  >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是为帝王将相作的家谱,真的历史在笔记和野史中。中国的文化起源于官廷史官,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顾准认为,史官文化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它问题。中国文化的这种臣妄地位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永远找不到自足意义,只有通过效忠权势服务国家才能获得成功感和价值感的奴婢文化。摩罗认为,作为处世之学的先秦文化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基因缺陷,后世学人无法跳出先秦文化的构架。文化是由人创造的,文化的优劣由人的品性的优劣决定,人的品性的优劣受到历史的影响很深。盐碱地上长不出参天大树来,这的确是铁的定律。因此,改变现在的“人”必需要从改造传统的人、历史的人入手,对过去的探究旨在当下的生存,这就是历史的意义所在。余杰正是通过对历史的解说,挑开历史的真相,睁了眼看历史,质疑与批判圣监,质疑与批判知识分子的劣根,以启蒙为已任,将民众从巨大的传统阴影下拉到阳光之下。

  > 余杰这本《尴尬时代》的封面,是一个人状的站立着的花瓶,两眼向上愣愣地直直着,浑身文明的图案,这花瓶似在质沟着什么,分别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清末民初的“尴尬”之处在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西方文明扶其强大的优势冲击着古老的文明,这是一个价值观全面崩溃的时代,神圣的儒家礼教退化成了滑稽的表演,它再也无力约束另一个时代的人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睁开双眼看世界,小到洋灯、洋火、舞蹈、股市、物价这些形而下的事物的关注,大到西方的法律、言论、自由、个人主义这些形而上的理念的吸收,在一片涌动的思潮面前,旧知识分子无所适从,比如:汪康年指责去美容的人“全无心肝”,蔡氏把进舞厅与妓院完全等同,满清官员把名片当作异端来看,并不知法律为何物等等。中国的旧知识分子的病态文化心理,诸如盲目自满、感觉良好、封闭排外、愚昧可笑,无不渗透了浓重的民族主义观念,这是弱国士大夫的通病。从汪氏指责去美容的人“全无心肝”可以看出,近代文人已经对他们所处的变动世界失去基本把握,也无法用自己旧有的知识资源来左右他人的思想和行动,像许多那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汪氏被松动的社会给抛了出来,这对于惯以“中心意识”自居的知识分子来说多少有些尴尬失态。

  > 20世纪初年,满清王朝的覆灭和民国初年政治上激烈动荡,特别是甲午战争的惨败,知识分子中的民族危机感日益强化,这种危机感对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把进化论思想带进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近代科学的观念来思考命运,有了对自身的深深的不足感。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他所说的第二期的时间“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发生期基本一致,逐步导致了五四文化上的根本变草。晚清以来,西学东渐,西方的权力、知识和资本三者合为一体,将中国笼罩在他们巨大的阴影之下,这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所有人物都在这个颓败的文化氛围里扮演着突围的角色,一些人沉醉于官场里不能自拔,乐不思蜀,一些人困守着古老的文明,而文明越发溃败,一些人挥洒豪情,献出年轻的生命,一些要混迹官场如鱼得水,无论是清廉、实干、以忠君保国为大志的荣庆,论论是英勇普战的吴大微,无论是不择手段疯狂攫取钱财的红顶商人胡虚岩,无论是笃信孔孟之学、服膺古圣贤经训的文化怪杰辜鸿鸡,无论是一世愚忠的知识官梁鼎芬,还是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贪官酷吏,还是混迹官场的卑鄙之徒;还是以启蒙为已任把学问做成“天下之公器”的梁启超,还是玩弄权术的官场老手王文韶,还是传承学术钻研经典的学术大师俞樾……他们或激进或保守,都在中西文化的夹缝里苦苦挣 扎,他们都是这种是文化制度的陪葬者,他们目睹了儒家文明无可挽回的失败,他们未必都能洞穿自己置身的那个文明陷阱,他们都对满清的灭亡束手无策,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朝代背景,他们的失败从本质上讲是“文化”的失败,是整套意识形态机制的失败,他们背负传统的包袱无法前行,他们无法应对西方的“现代观念”,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文化”已不能抵御外来的“他者”的挑战,科举的弊端、体制的僵化、文化的死灭,自身地位的直线下降……这一切都在知识分子心里上投下阴影。他们终于开始了反思和批判,他们开始怀疑儒家“君子理想培养人才的标准:学而优则优,嫌恶经济事物,言谈之间引用古典经文、不断地节制以适应环境、鄙视黩武思想等等。一批又一批的旧知识分子为中国这种文明以及此种文明所建构的政治制度所囿,他们为经典所囿,为伦理所囿,为道德所囿,他们或许是传统世界中的“完人”,却是新世界中的“废人”,他们拼命掩饰自己的虚伪,他们自觉地充当巨大无比的文化酱缸,他们中了封建礼教的毒素,他们不自觉地拿学识换取权力,他们拿知识帮助帝王愚弄大众,他们在一种封闭的文化环境里,奉行着一种逃避生存的驼鸟政策,他们在西方文明强大的冲击之下手足措,举止失常乃至于极度自卑、极度绝望的精神状态,他们从来都是权的“奴儒”,谁还关心蚂蚁似的小民的命运呢?晚清末期,一切固有的道德规范都推动了约束力,一批小人鱼贯而出,粉墨登场。政治愈败,法律愈严酷,贪官酷吏暴匪成群结队,市井游手好闲之徒招摇过市,执法机构大开杀戮,文人“流氓化”习气越来越严重,国人醉生梦死不忘及时享乐,他们的智力放在玩麻将,想象力在吃喝上得到了拓展,不断推阵出新。僵化的机械成为贪污腐败的保护伞,烂怒的文化将丑陋发展到极至,这的确是一种缺乏节制,缺乏净化,缺乏爱的文明,这是一种拿残暴当美的文明。一批又一批的知识识分子、官僚、平民百姓,都产生了牢固的思维惯性,在一个鬼打墙的怪圈里不停地转悠他们自欺欺人,在一个虚拟的完善世界里自我麻醉。

  > 这个民族的精神河床被厚厚的污泥淤积着,河床很深,测不出陷参的深度,清污工作异常艰难。余杰来了,他小心翼翼地拿着放大镜,放大着那些毒肿的部位,一一清除着民族心灵上的毒素。这是一代学人的宿命,他无法一人健康成长起来,他的基因里已落上黑色,他必须走上一条自我拯救的道路,必须在对历史文化的清点中,培养起自己的精神底蕴,他必需做清败文化里的突围者,他必需来一次绝望的抗争。

   > 残缺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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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颜绍元《中国古代帝王百态》

  > 柏杨先生在分析近代中国落后失败的原因时,通过对比存在同一文化基础的日本,认为原因有四项:

  > 一、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

  > 二、中国有士大夫僵化了的阶层,日本没有。

  > 三、中国人在经济上有安全感,日本人没有。

  > 四、中国帝王有危险感,日本帝王没有。

  > 撇上前三项不说,就第四项,柏杨道,中国政府的性质和皇族的地位,跟日本的完全不同。日本皇帝被形容为万世一系,是一种传奇的政治形态,日本有过将近七百年的幕府政治,但幕府的最高官位不过“征夷大将军”,他们把天皇的权力剥夺罄尽,但从没有人想到把天皇排除,自己去当天皇。但是,中国任何一个有权力的墅心家,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把皇帝挤下宝座,由自己的屁股坐上去,主要还要用极残忍的手段对付失去权力的帝王,以免他死灰复燃。帝王本身自然也用同样残忍的手段对付那些当权的官员,以免他们的屁股发痒。所以中国统治阶级对于权力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和紧张,帝王的最大工作不是治理国家,而是防止官员将领独揽大权。西洋文化中的民主政治,主要在精神是帝王无权,本人在民造的宰相和论会,而这恰恰的严重的违反了中国政治传统,更触犯了权力中心最大的禁忌。日本天皇事实上一直没有权力,所以也从不担心丧失权力,征夷大将军归还大政,不过把权力从旧式的幕府转移给新式的内阁与国会而已。

  > 中国专制政体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对野心家的恐惧心理,助长一种对中国伤害最大的贪污罪行。所以坐在权力巅峰上的帝王大多难以摆脱郁结在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因为他拥有太多、太广,所以他的担忧也最沉,最重,这就像叫化子无论躺倒在哪里都能鼾睡,而腰缠万贯的富翁则一定要雇佣保镖才能入眠的道理一样。

  > 帝王怀有太多的恐怖感,怕受人欺骗,怕由人架空,怕遭人暗害,怕由人取代,怕让人推翻,怕被人诽谤,怕被人轻视等等。为了驱逐这种“怕”的主观心理状态,他们费尽心机为自己构起最严密的安全机制;高大厚实的官墙,绕护三匝的警卫,严禁官员携带兵器进官,级别再高的官员若要上殿接近“陛下”之身,都得由武士夹持,两把戟刺呈交叉状搁在其脖子前--就为这一项规矩,连贵为丞相曹操都不敢与上殿与汉献帝就近交读了。犹嫌不够的是:帝王传嫔妃“供御”,也得先由太监监视沐浴更衣,乃至由他们将裸身的女子用毯子裹起直接送到“龙床”上,这也是从安全防范。说到这里,我不禁疑问: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该不是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为排遣内心恐惧心理而发动的一场禺清运动吧?

  > 在中国历史上,那些通过“合法”继承祖宗江山的皇帝时时担心着有人起来造反推翻他的龙椅,更别说那些通过各种非常规不“合法”手段夺取帝位的帝王了,他们更担心有人跳出来以此为由打倒他,揭开那些用非常规手段走上金銮殿的道路,便会发现:一些隐私:陈胜王唆使吴广造帛书、学狐鸣,编造自己“受命于天”的神话举兵反秦;当过和尚靠造反起家的朱元璋夺得帝位,王莽“奉天承运”逼迫皇帝“禅让”;玩异“民主推选”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形形色色的“登龙”术,这些皇帝登上帝位后心里老是不踏实,唯恐有揭出当年实情来,于是变着法子玩弄权术稳定自己的位子。他们连饮食和谈情说爱也得随时提高警惕,脑子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这种恐怖感时时在在折磨着“天子”的心灵,使他们经常处于焦躁烦躁、激动不安之中,最终导致神经分裂,轻则表现为无端猜疑,由此及彼,越来越不近常理,发展到后来便成为强迫性妄想、生幻觉,做恶梦,最终表现为精神失控。

  > 明太祖朱元璋的强迫性妄想症最为典型,

   从登极那一天起,可怕的恐惧感就一直在--折麻他的心灵,随着时光流逝而日益加剧,对周围一切都有歪曲的体验和感受。杭州府教授徐一夔写贺表,庆贺皇上生日,写道“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他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做过贼!”马上下令将徐一夔斩首。汉琥帝刘彻过了60多岁以后,敏感多疑,脾气败坏,总认为周围危机四伏,任意杀戮,制造了无数冤案,有一天“白日做梦”,其实就是因为长期处在忐忑不安、恐惧紧张中而引起妄想,看见有几千个手持根棒的木偶朝他打来。曹操常常在睡梦中杀人。秦始皇赢政看到一个“亡秦者胡也”的图章,“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又听说东南有“天子气”竟兴师动众千里迢迢地赶去“厌元”……“恐惧感”,使得专制帝王癫狂猜忌、自卑、过激、迷恋权力、溺瘾成癖、纵心所欲、顽复偏执、播糠目来目、逼位夺嫡、跨灶“弑父”、伦常惨变、骨肉相残,他们则象鲁迅笔下的“狂人”身处危机四伏的陷阱,用冷漠甚至是怀有敌视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把仇恨深掩内心,伺机出猎敌对的努力。

  > 中华文化从本质上说是权力文化。

  > 皇位是宝座,它把人变成神。

  > 皇位又是魔椅,它把人变成鬼。

  > 每当一个封建帝王将要谋求或登上皇位时,渴望的欲求和失去的恐惧就像梦魇一样紧紧地缠绕住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随时在经受烦躁、焦虑、妒嫉和猜疑的折磨,多少人因沉溺难拢而扭英本性,因心理紊乱而人格异化,甚至连绵绵亲也罩上了刀光剑影,由血缘变成了血腥;权力,权力,都是权力直导致了帝王残缺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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