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开新作 非同凡响!(转载)(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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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开新作 非同凡响!

  ——关于长篇小说《我的八叔传》的对话

  编者按:青年作家叶开的新作《我的八叔传》,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二十年来的社会大变动,让我们活生生看到了这场大变动对社会对人所产生的影响。《我的八叔传》使我们更理解自己已经变成什么样了,以及为什么变成这样的。

  吴洪森:很多年前,你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时,就在格非那里知道你是从广东考到上海来的,有志于文学创作。当时我觉得好奇,广东给我的印象是个人人想做生意想发财的地方,你怎么会选择文学道路?

  叶开:你看,老吴,个人印象害死人啊。广东有六千万人口呢,一朵花上的每瓣花都各有特点,更何况人乎?不过说老实话,从学习写作到现在,一晃过去了十年多,我颇有恍惚之感,乍一下,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么选择文学这条道路的。

  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这部访谈录里,很郑重其事地推出了他的祖母,作为他的读者和崇拜者,我非常惊奇地发现,我的家乡也有番石榴,一年两度,也常常番石榴飘香。我的老家,就像我在《我的八叔传》里写的那样,居住在祖国大陆南部一个类似小鸡鸡的半岛顶部,一个比芝麻绿豆大不了多少的小镇坡脊。我们这里地处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的交界处,平日里天气炎热,风云多变。台风、飓风、龙卷风一有空就刮刮,小雨、暴雨、雷阵雨、毛毛细雨一天三顿随便下,动不动就电闪雷鸣,时不时的听说什么地方有大蛇升空要变成龙了,常常还传闻什么地方一阵飓风或者龙卷风过后,天空中掉下了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美好事物。甚至你要是说天空中落下来了一条像嫦娥姐姐那么漂亮的美人鱼,我们这些光屁股的小毛孩也会坚信不疑。我们那里民风淳朴古怪,我们总是把听说的当成发生的,把传闻看做事实。相对于一种很正统的官样道德而言,我们还常常把好的当成坏的,把高的当成矮的,总之是非常容易混淆各种观念。没办法,热带啊,早熟,脑子里的古怪想法也多。所有这些,我觉得都跟马尔克斯笔下的南美小镇“马孔多”非常相似。正如马尔克斯有一个喜欢给他讲故事的祖母一样,我们家也有一个能够口舌生花的父亲。有一度,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了自己的幸福童年。我父亲在我们童年时代给我们这些孩子讲故事的光阴,在我的记忆中被小心地珍藏起来了:……一直到小学五年级,我们小镇还没有电灯,小镇居民的最了不起的照明器具,就是汽灯。我父亲他们一伙大人,总是趁着我们小孩子都进入梦乡的时候,到龙平大队的队部办公室门口,点燃一盏汽灯,非常奢侈地打牌。当然,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我父亲没有这么浪费。在枝叶婆娑的番石榴树下,我父亲娓娓道来,在一盏微暗的小油灯的光照下和一根驱蚊用的稻草棒的烟熏下,给我们讲述了无数匪夷所思的故事。我在小说里也写到了,他讲的故事都是毫无根据的,估计完全凭记忆中残留的点滴,然后自己加以杜撰。我记忆深刻的是他讲的薛丁山和樊梨花的故事。他讲的这个故事,后来我在所有薛家将故事书里都没有看到过,估计基本上是他的瞎掰。他吸着水烟筒,吐着圆圈,从容不迫,随口讲来,一直讲得口干舌燥。

  是的,讲故事哪里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我似乎豁然开朗,我有了《口干舌燥》的故事。马尔克斯有一个会讲故事的外婆,而我有一个能够把稻草说成金条的父亲。我不把这些事情写下来,我觉得都对不起他老人家。

  文学在很大一层意义上,不就是讲故事吗?我就这样,成了一名作家。

  当然,这些都是前奏,我要成为一个专门写字的人,还在很久之后。

  吴洪森:事过十几年之后,你接连推出两部长篇小说,尤其是第二部《我的八叔传》,写得非常精彩,这二十年来社会巨大变动对各色人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你的笔下得到了非常犀利的展示。说实话,当年你在大学里,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是怀疑你的文学道路能走多久的。今年初看了你的第一部长篇《口干舌燥》,已经够让我惊讶的,没想到,你很快有推出第二部长篇。这第二部简直让我惊呆了: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年青写的吗?读了你这两部作品,不得不让人承认,你选择文学道路,真是选对了。

  叶开:这一切,恕我很不准确地引用一句套话:都要归于奇迹!我从小就是一个准坏蛋,就是那种不务正业,总想彻底变化好让别人害怕的小流氓。但是由于天生胆小,外加父亲的天然威严,我一直没有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流氓。但是流氓习气,还是很重。这导致我正天不务正业,脑子里老是想着到哪片池塘里游泳,去什么地方捉鱼摸虾这种事情上。我们的小学龙平小学也不是一个什么正经的学校,天天让我们务农,种甘蔗。所以,我升公社初中的时候,语文数学两门加起来,才九十九分。还是我大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后门把我塞进河唇初级中学初一四班的。这个班基本上就是由一些留级生、差等生和流氓生构成的。我的前途,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后来我又误打误撞地考上了河唇中学,混了两年毕业,又在我父亲的好意下,改到县一中参加文科补习班。这一次,我好像突然开窍了,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便考上大学,混进像天堂一样美好的大城市,并且趁人不注意讨个大城市妹子为妻。其中的一年甘苦,参加过高考的朋友们都知道,这里从略。一九八七年,我误打误撞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这次高考,是我唯一一次所有考试科目全部及格的一次。我胆战心惊,乐得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到了大学,我误以为到了一个鸟语花香的极乐世界,乐不思蜀,四年间一连补考了九次,差点无法毕业。可以说,我的人生险过剃头。我进大学这一年,你们这些批评家前辈已经扬名立万了;格非刚刚崭露头角,李洱前脚毕业离校。我发现那时候搞文学的人都很风光。我也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又在中文系混,所以就这么写了起来。

  大二时,在苑草小说社的师姐苏拉——她又漂亮又有才华,我们男生都不得了地暗恋她——的鼓动下,我写了一篇小小说叫做《歌唱家》,投给校报参加征文比赛,得了一等奖。这是一篇非常幼稚的东西,各方面都很不得法,小说里,主要是发泄我对一个喜欢唱歌的同学的不满,有不少冷嘲热讽的东西。

  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刚当上苑草小说社社长,格非就带领了一伙了不起的作家批评家编辑家来给我们开讲座。除了格非、你,还有王安忆、孙甘露、吴亮、程永新。好家伙,文史楼115一屋子的人,黑压压的一片。我致开场白时,说话哆嗦,腿肚子发抖,脑袋里空空荡荡。当时人们还没有下海,经济啊金融啊这些东西什么也不是,就文学牛逼,不管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学什么专业的,都来听文学讲座。这次讲座,我发抖完了之后,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觉得,文学这东西,能够实现我的一些端不上台面的梦想。所以继续写下去,盲人摸象,东一榔头西一棒地乱写,主要是体力好。

  大学毕业那年,马原正好来到上海,我在格非家里很荣幸地见到了他。他给我开了一张书单,里面有二十本书,并且跟我说,你要写小说,就要设法留在上海。回到广东,你什么也写不了。马原是前辈,我们所有人都崇拜得要命,他说得话基本上就是圣旨了。我按照他的吩咐,找了闵行一所中专学校,混在了上海。

  值得注意的是,我毕业是九一年,正好时代风气为之一大变。文学突然就不流行了,作家们纷纷去游泳了,我被弄得非常狼狈。我还没有入门呢,人家前辈们都不玩了。这真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世界。我终于发现了,我是一个时时处处落后于时代的人。

  吴洪森:九十年代的确是一个社会大跃进的年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写作已经彻底边缘化了,成名作家要坚持下去,都非常不容易。你当时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初学者,到底有什么力量,让你能够坚持下去呢?

  叶开:让我说得简单一点,玄乎一点吧。我能够坚持下去,跟恐惧和爱有关。

  现在先说爱。那时候,我女朋友在华师大工作,跟我工作的地方,离得非常遥远。我一到周末就往华师大跑,跟格非、张闳、张柠、徐麟、王继军他们混。别人包里装着的都是合同、文件、人民币,我却背着一大沓文稿纸,打游击一样,在师大校园的石桌上写作。这段时间,我大量地生产废纸。但是我女朋友不但没有打击我,反而还非常宽容。当时,我痛苦地发现,小说基本上都被莫言、马原、余华和格非他们写完了。我觉得,无论我怎么挖空心思地去写,去玩技巧,找角度,都逃不出他们的掌心。我非常沮丧,我觉得自己资质的确是太平庸了。要是我稍稍聪明一点,胆子稍稍大一点,早就去做生意发财了。可是,我知道,做生意并不是都能发财的。这里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谈到我提到的“恐惧”了。做生意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情。我父亲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不过是失败的例子。在《我的八叔传》里,大量的失败例子,都是我的切身体会。小说里的“我父亲”,基本上就是我现实中的父亲。我父亲就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我东奔西颠写小说的这段时间,我父亲他们已经完全败落了,最后达到一无所有的地步,连房子也被拍卖了。我感到非常痛苦,我是一个无能的人,对他们毫无帮助的能力。不仅如此,我觉得即便在表达上,我离开他们也很远。我要表达的东西,我要写作的东西,跟他们毫无关系。当时,我有着远大而虚无缥缈的抱负,要写出一种永恒的力量,一种神秘的含义,但是这些都跟我父亲他们无关。我觉得真的是很滑稽:我在这里关心一些很大的问题,很抽象的问题,这些问题跟给我带来非常深刻的痛楚的父亲的遭遇,毫无关系。好像是这些问题,我一方面不屑于去表达,另一方面,也寻找不到真正合适的表达方式。

  那段时间,我在写作上毫无进步,根本无法突破上述前辈们给我们设下的陷阱。我写作,投稿,然后接到退稿,然后再写作。我女朋友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符合所有传统美德的标准。那时候,她不但没有给我施加压力让我去賺钱,反而很有条理地帮我整理我的稿子。比如哪篇投给了什么杂志,哪篇又给什么杂志退回来了,等等等,非常详细,一目了然。我觉得很迷茫,很惭愧,也很痛楚。

  吴洪森:写作都有一种契机。这种契机对每一个作家的风格完成,都非常重要。那么,是什么契机使你得以从这种迷茫的写作中脱身的呢?

  叶开:还是偶然。好像很神秘。一九九七年我和妻子去南京玩,在火车上,我一不小心,瞥见邻座有个人正在看一本东西,上面有一个词“六亲歌章”。我打了一个嗝愣。好像有一股电流温暖地通遍我的全身,我的记忆全部复活了。我写什么大主题,什么世界的本质,什么意义的缺失啊,我拥有那么丰富的资源,却视而不见。我的整个家族的故事,我们南方的气候,一下子都涌出来了。我要写一个关于我八叔、我大伯和我父亲他们的故事,写他们生存的社会,他们的失败和成功,他们的痛苦和欢乐。他们本来隐匿在记忆的黑暗深处,这个时候,突然被照亮了,成为舞台中央明亮的人物。我有一种要表达他们,不顾一切地诉说他们的欲望。写完《口干舌燥》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写起了《六亲歌章》,也就是现在的《我的八叔传》。我在这里,完全不顾“章法”了,我不需要章法,我感到了一种自由表达的快乐。

  我觉得,就在《口干舌燥》和《我的八叔传》这两部小说的写作中,我自己的一些东西明朗了,也基本成了。

  吴洪森:你的第一部长篇《口干舌燥》是写历史人物徐霞客的,第二部《我的八叔传》则直面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写得淋漓酣畅,敏感而尖锐。我觉得你更擅长写当代生活,这在青年作家中非常罕见。你是怎样看待生活和你写作之间的关系的?

  叶开:其实,《口干舌燥》虽然借用了徐霞客的名字,但是我基本上还是写自己身边的现实的,里面有大量的影射和批判。只不过这样一来,小说就构成了一种隐喻的关系,似乎不够有力,好像隔靴挠痒。所以第二部,我就直截了当,单刀直入了。现在写作界都喜欢说一句话,那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现实,是一个丰富的矿藏,文学的想像力,远远无法比拟。的确,翻开每一期的《南方周末》,看看电视上的“案件聚焦”,那些匪夷所思的故事,都让我感到自惭形秽。毫无疑问,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我本来要用这句话作为《我的八叔传》扉页里的引言的——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太有想像力了,丰富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地步。我觉得,马尔克斯他们这些“爆炸”作家所经历和体验的那些事情,好像从宽度和广度上来说,根本就无法跟我们想媲美。从现代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南美洲的那片大陆,也就是几百年而已,而对这片大陆的叙事,基本的角度还是西方的,不是土著的。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有着冗长的历史,我们曾经非常自信,又变得极度自卑。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一直有着非常鲜明的东方特色,近现代一来,我们因为失败和痛苦,一下子就搬来了西方的叙事视角,从一种俯视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可以说,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历程对我们的文化思想品格造成的巨大影响,甚至要超过“五四”时期——几千年的文化北京和道德信仰,一下子就被抛弃了。这是一个奇迹成吨成吨出现的时代,各种故事精彩叠现。说到底,我们的生活现状本身,就是一个想像力膨胀的时代给带来的。刚刚结束的“欧亚农业”的故事,单纯从想像力的角度上来看,我想就要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写作的人。我们有什么必要去艳羡拉美的作家,而不正视自己的生活?至少,我就有信心说,《我的八叔传》这样的小说,一点也不比拉美的那些文学前辈的东西差。我们没有必要毫无理由地自惭形秽。

  吴洪森:是不是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你才感到有强烈的表达需要?

  叶开:可能吧,我落后,在观念上,我早就被时代抛弃了,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有一度,好像写作的人都羞于谈论生活和文学的关系。好像谁说写作来源于生活,就是一个门外汉,陌生人,一个写作低能儿,自己就要自惭形秽得抬不起头。我觉得现在有好几类作家:一种作家,是故意忽略生活,让生活不在场;一种作家,自己没有生活,到处去体验生活;还有一种作家,满眼都是生活,见什么生活什么。现在的文学观念非常混乱,导致每个人都自命不凡,又每个人都内心自卑。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尺度,可以让我们来分析小说创作的状况。现在人心浮躁,大家都要挣钱,都要过上小康、小资乃至中产阶级的生活,都觉得自己比身边所有的人都要贫穷,对金钱产生了迷恋和崇拜的心理。社会的主导观念和意识形态力量,也有意识地强化了这一点,最后,经济的概念统括了一切,文学界里,“市场“乃是衡量一部小说好坏的唯一标准。一个人写出一部畅销书,就眼下而言,就相当于写出了一部名著。

  生活多样化,生活的形态太丰富了。所以,现在是各种庸俗现实主义盛行,彻底地破坏了文学读者的口味。小官僚现实主义、中官僚现实主义、大官僚现实主义、隐私现实主义、小资现实主义、小市民现实主义、小农现实主义、风花雪月现实主义、身体现实主义……林林总总,让人生厌,以一种虚假的低级趣味,来迎合大众的趣味,把文学的创作,进一步小报化、孝道新闻化、鸡毛蒜皮化。作家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调侃成了写作的唯一安慰。我感到很奇怪,那么多的“现实主义”,都那么的虚假,那么的做作,那么的空洞,那么的缺少心理依据,那么的理不直气不壮。有些人在躲避着什么,有些人找不到切入的角度,有些人赚到了钱暗自偷笑,却很少人敢于或者愿意去面对现实生活提出的种种问题。

  我觉得,至少我自己在关心这些问题。但是你不能采取原来那种用滥了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现实的感受,所以,我使用了自己的办法。我使用一种喜气洋洋的语势,带出叙述中汪洋肆虐、势如破竹的节奏;我要在一种轻快的反讽中,带出这种现实感,同时在夸张和荒诞中,提供一种我自己认为比较准确的人物心理和民族心理。实际上,所谓的现实主义,是一个西方化的概念,我们的“现实”,恰好相反。一种似乎夸张的、荒诞的、俏皮的、虚假的、喜气洋洋的气氛,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生活。正是这些隐秘的心理依据,导致了我在小说中表达的这种狂欢式的、有些乖张的生活,具有了被还原的基础。

  吴洪森:你是怎样看待你的写作和目前文学状况的关系的?你希望自己的创作对目前的文学环境起到怎样的作用?

  叶开:你这样一个问题貌似普通,其实很尖锐。我觉得很难作出一种明朗的回答。从心态上看,我个人的写作跟整个文学圈没有太紧密的联系,我基本上就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方式来写作。现在的文学界,从创作的观念到创作实践,都太浮躁了,写作的人聚到一起,宁可讲点段子,也不愿意谈论文学本身的问题。写作成了一种工具和一种日常生活的惯例,基本上都处在惯性写作和自动化写作的状态当中。真正的文学交流,陷入了停滞状态。有些人在瞎琢磨,有些人在自命不凡。反正很乱。我觉得我的创作对整个创作环境,似乎起不了什么作用。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没有实际作用的东西,更何况现在文学创作者的心态基本都乱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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