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历史文化的三大特色(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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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山西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山西历史从旧石器时代发端,历经尧舜禹和夏商周数千年的演进,到晋国三晋时期已经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秦汉以来,山西历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灿烂辉煌。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和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华夏五千年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山西成为地方文化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距今180万年以来的山西新旧石器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近400处,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对探索山西地区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都有重要意义。

  旧石器早期遗址全国发现了200处,山西有157处,主要以芮城西侯度文化和河文化为代表。根据地磁测定,西侯度遗址的地层年代距今约180万年,早于元谋猿人约 10万年,由此证实,170万至180万年前,我国北方和南方已有直立人的活动,同时也证明山西南部是我国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芮城河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及动物化石,专家们初步断定是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存,与陕西蓝田人、北京周口店人的工具有对应特征,并且有迹象表明,后来的丁村文化是由西侯度文化和河文化发展而来。

  人类由猿人跨入早期智人的时间大约在十几万年前,以襄汾丁村人和阳高许家窑人命名的文化,是我国旧石器中期最有价值的典型遗存。丁村遗址发现的大量石器表明,13万年前的丁村人较北京人的石器制作有了明显进步,人类在体质上也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丁村人是北京猿人向现代人过渡的重要环节。许家窑文化距今大约十万年左右,是中国旧石器时期石球最多的一处遗址。

  山西旧石器晚期遗址分布更广,内容更加丰富。距今约27500至30000年的朔州峙峪文化,有大量的石制品和各类动物的牙齿和用火遗迹,同时还发现了石镞。石镞的发现,意味着峙峪人已经在使用弓箭,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弓箭。

  山西也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区域,在上千处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窑。研究成果表明,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后,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相当于古史的尧舜时代。

  山西地区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时代最灿烂的光芒

  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山西地区的文化传承从未间断。

  根据文献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颍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陶寺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出土了一批壶、瓶、盆、盘、豆等彩绘陶器,其中的彩绘蟠龙陶盘,被认为是集合了中原诸部落图腾而成的华夏中心区域的徽标。二是出土了成批的彩绘木器,有案、几、俎、匣、盘、斗、豆、鼓等多种器物,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三是出土了一批农具,几座水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突破了水源的限制,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四是墓中出土了一件含铜量近98%的铜铃形器,证明当时人已掌握了冶金技术;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壶,陶器的壁上有毛笔朱书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五是在陶寺千余处墓葬中,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或阶级差别,五座级别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鼋鼓、特磬类的礼乐器,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同类乐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时中原大地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象征着国家形态的礼乐制度和阶级差别,标志着当时的山西晋南地区正在放射出华夏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光芒。

  晋国与三晋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环节

  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诸侯,叔虞受封唐地。唐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从叔虞封唐到秦国统一天下的800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方,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河南河北的大半及内蒙古、陕西的一部分。晋献公时,晋国大规模地开拓疆土;晋文公时,国力空前强盛,晋文公本人成为了中原霸主。“侯马盟书”的出土,正是晋国国力强盛的见证。太原发现的晋国赵卿墓中,出土了一件直径和高度都在一米开外的大镬鼎,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的春秋鼎。镬鼎的问世表现了晋国当时是生产力最发达、经济实力最强盛的诸侯大国之一。山西还是最早出现人工冶铁的地区之一,晋国则是最早使用铁器的诸侯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现发掘的曲沃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对于西周文化和晋国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晋侯墓地发掘出9组19座从西周前期到春秋初年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并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特别是其中的青铜礼器的组合,不仅反映了西周时期宗室制度的共性,也表现出了晋国青铜文化的鲜明个性。

  战国初年,代表新兴政治势力的韩、赵、魏三国,在三晋大地上演了李悝变法、西门豹治邺、张仪纵横天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及围魏救赵、长平之战等一幕幕精彩纷呈、声势浩大的历史正剧,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秦汉以来的山西地区谱写了民族融合社会繁荣的光辉篇章

  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阵地。上古时期,中原各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使得北方各民族逐渐融合于华夏族,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到春秋后期,双方的界限几近消失。汉初以来,匈奴的势力向南延伸到今天的晋北、陕北一带,由匈奴冒顿单于亲自统领的中部,不时侵扰代郡、雁门、定襄、云中等地。汉武帝时,汉军开始与匈奴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对抗,以后则逐渐实行以和亲、通商为主的安抚政策,鼓励匈奴人到山西北部定居,民族矛盾渐趋缓和。

  两晋时期,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事实上,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文化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山西地区的哲学、宗教、艺术大放异彩。历史上的山西曾有多个民族建立过政权,如两晋时的汉和赵国是匈奴人的政权,北魏的拓跋氏政权为鲜卑人所建,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则是沙陀等少数民族以山西地区为根基的政权。此后的千余年间,山西始终发挥着民族大融炉的作用。

  宋、金、元以来,民族融合使山西地区成为中国戏曲的故乡,也是古代中国优秀商人的渊薮。稷山、侯马、新绛等地出土的一批宋金砖墓中,有大量戏剧舞台和模型,证明山西地区是中国戏曲的源泉活水。山西现存的古戏台2888座,居全国之冠,其中的8座元代戏台和广胜寺元代戏剧壁画是全国仅存的元代戏台和戏剧壁画,反映出戏曲在山西的繁荣兴旺。在明清时期的五个多世纪里,山西商人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并把商贸活动由故里扩展到全国各地,甚至远及今天的蒙古共和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晋商的魄力之大、足迹之远、财富之巨,让世人认同了“无西不成商”的历史事实。

  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的3.5万处文物古迹,国保单位119处,居全国第一。因此,山西最有资格成为世人了解和欣赏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山西地区是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

  山西历史文化具有不断变革和进步的鲜明特色,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山西历史文化的发展证明,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既以先进思想为依据,又是新思想的摇篮。

  山西历史上的社会变革活动波澜壮阔

  山西地区有确切史籍记载的历史始于晋国,晋国的前身是古唐国,而古唐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尧时代,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西周初年,叔虞受封唐地后,推行的治国方略是朝廷要求的“启以夏政”,在政治制度上可以不实行西周时期严格的宗法制度。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之下,晋国前期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大转变,即有名的“曲沃代翼”,由晋国公室的旁系小宗取代了执政的大宗,晋君的地位由“侯”变为“公”。这个转变不仅仅是个人或宗族之间的权力转移,而是晋国政治变革道路上的一次飞跃,为后来晋国的全方位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此后,晋献公对外开拓疆土,对内剪灭旧公室残余,为晋国的对外称霸和对内改革廓清了道路。到晋文公时代,晋国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郭偃之法”,从经济领域入手,改革分配体制,进而扩展到用人制度,这些思想不仅指导和促进了晋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为三晋法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源泉。

  春秋末期,韩、赵、魏三个异姓卿大夫家族瓜分了晋国公室,形成三个新的诸侯国家。“三家分晋”扼制了晋国国势的下降趋势,使晋国获得了新生。战国初期,此三国率先改革,以魏国魏文侯时期的变革力度最大,成效最显。战国中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变法,使韩国保持了长期的安定,影响了战国中后期的天下形势。

  秦汉以后,天下一统的局面结束,政治形势纷繁复杂,社会变革的呼声再起。在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下,影响全国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冯太后主政时推行的“均田制”,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而孝文帝全面“汉化”的政策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天下政治的格局和发展方向。隋唐之后,影响全国的社会变革通常由朝廷主持进行,但出自晋地的著名改革人物,如柳宗元、司马光、杨深秀等等,也不断参与全国性的社会改革,延续了山西文化传统中的革新精神。

  山西地区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思想相辅相成

  纵观山西的社会变革史,社会变革的步伐与进步思想的涌现一直相伴而生,相辅相成。进步思想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指导社会变革的进程;变革活动的步步深入,又丰富和深化了进步思想,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先秦时期,“曲沃代翼”式的社会变革就是用“启以夏政”的进步思想为基础,为奋发有为的曲沃旁系取代日渐失去民心的晋侯正宗打下了思想基础。从晋武公夺权到晋文公称霸,其间不到 5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以进步思想为指导的新政权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晋文公时代,以“郭偃之法”为核心的进步思想推动了晋国的社会变革。晋文公之后,晋国社会变革的力度有增无减,新的革新思想也不断提出,特别是赵盾之法和范宣子所铸“刑书”,丰富和发展了晋国的社会变革和进步思想。

  春秋战国之际,韩、赵、魏这三个新兴的诸侯国家都诞生在深刻的社会变革进程中,三个诸侯国的形成和发展,与晋献公和晋文公时代的社会变革密不可分。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晋献公剪灭公族,起用异姓大夫。晋文公历尽苦难取得王权,依靠的就是异姓大夫。所以,在逐渐形成的引导晋国社会变革方向的进步思想中,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一直是其核心。“三家分晋”表面上灭亡了晋国,实际上却是晋国政治力量与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是晋国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也是在进步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北魏立国之后,实际上一直处在北方柔然可汗和南朝政权的夹击之中。为了彻底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孝文帝在南下迁都的同时,从服饰、语言方面着手,实行全面汉化的改革,既有对具体事物的改革,也有本质性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的改革,这种内外并举的措施,使这场社会变革收到了预期成效,显示出不同文化碰撞融合后产生的活力。

  山西地区进步思想的发展丰富多彩、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时期,山西成为战国法家、纵横家、名辩家和兵家的发源地,也是先秦早期儒家的重要支脉,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三晋儒学。这些进步思潮同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有相互的砥砺和激荡,也有相互的补充和促进,共同创造了具有进步特色的三晋文化。

  三晋法家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了积极作用,也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战国法家之所以在三晋形成,主要根源之一是晋国的法制建设,特别是李悝、吴起等法家早期人物在魏国的变法。到战国中期,赵国人慎到的思想,以及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进一步发展了早期法家思想,而“商鞅变法”则是三晋法家思想的硕果。李悝和吴起都是孔子之徒卜子夏的弟子,而子夏思想既是早期儒家在三晋的发展,又是由儒入法的关键。子夏儒学还间接影响了荀子的思想和韩非子的思想,荀、韩都是三晋人士,韩非子曾师从荀子,最终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显而易见,战国时期的三晋人物及其思想,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也对历史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汉以降,山西地区在思想文化界屡屡有重要代表人物出现。隋唐之际的王通,是理学思潮的先驱者之一。唐朝后期的柳宗元和白居易,既是进步的文学家,也是重要的思想家,对于代表进步思潮的理学思想的形成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及至宋代,孙复是理学史上有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史学家司马光是宋明理学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宋明理学在明朝开始失去其进步性的时候,思想家薛以“实学”思想对占据理学统治地位的朱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对理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之际,思想家傅山结合现实,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批判,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影响了清朝以来的思想取向。清朝末年,杨深秀受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义无反顾地参与“戊戌变法”活动,勇敢地站在了时代进步的前列。总之,多种思想学说的共生共存,使山西地区的进步思想源源不断地发生发展,并且总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引领时代潮流。

  山西是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在距今两三万年前的朔州峙峪文化遗存中,发现了数百件表面刻有人工痕迹的骨片,说明峙峪人可能开始了原始的雕刻艺术。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吉县柿子滩遗址上,有两处岩画被视为人类最早的艺术珍品。距今四五千年的陶寺遗址中,出土了属于早期夏文化的鼓和磬,太原义井出土的一音孔和二音孔陶埙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乐器。晋国大音乐家师旷以琴技和音律闻名,赵国人荀子则创立了艺术理论。离石的汉画像石,蒲津渡的唐朝黄河铁牛,元代晋南杂剧,都表明山西在人类文明演进中一直位居世界东方艺术苑林的前列。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山西古建筑及其依托古建而留存的壁画、雕塑和石窟艺术,古城和民居建筑艺术,成就更为突出,特色更加鲜明。

  品质超群的建筑艺术

  山西古建筑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高超的文化欣赏价值。山西现存的古建筑18118 处,建筑种类应有尽有,其中一部分还是中国乃至世界建筑艺术的孤例。

  目前已被确认的金代之前的木构建筑全国共有146座,而山西境内就有106处,其中的7处是唐、五代的遗存,文物和艺术价值弥足珍贵。存留至今的唐朝木构建筑除敦煌196号窟檐仅存的柱斗、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的下半部分外,较完整的四座唐朝木构建筑是五台山的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东大殿,芮城广仁王庙正殿和平顺天台庵正殿。可以说,中国现存结构完整的唐朝木构建筑的大殿都在山西。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战火不断,山西却保存了这个时期的三座木构建筑:平顺的龙门寺西配殿、大云院正殿和平遥镇国寺万佛殿,这些都堪称古代东方艺苑的珍品。

  宋、辽、金、元时期,山西的建筑艺术最为辉煌。辽、金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留下了许多规模宏大、风格独特的建筑精品,其中的代表性建筑有大同善化寺和华严寺、洪洞广胜寺、芮城永乐宫、临汾牛王庙、霍州署大堂,等等。建于辽代的应县木塔规模宏大,健硕华美,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高大的木结构建筑。

  山西古代砖石建筑的艺术成就非常显著。山西是现存古代长城时间跨度最大的地区,保存了战国以来两千余年的长城2500多公里,其中东魏、北齐、隋、宋四朝的长城为山西独有。山西古代的墓葬石雕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太原的隋朝虞弘墓出土一件雕刻精美的汉白玉石椁上雕绘着充满异国风情的场景,对研究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绘画史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十字飞梁形制的古代桥梁藏于古画,载于古史,而现存实物世界上也仅有太原晋祠的汉白玉质鱼沼飞梁一例。使用减柱法为晋国始祖叔虞之母建造的晋祠圣母殿,空间阔大,完整地保留了宋朝建筑的形制和结构,成为宋式建筑的经典之作。

  光彩夺目的彩塑、壁画和石窟艺术

  山西现存唐朝以来的彩塑作品12712尊,是国内寺观彩塑最多的省份之一。唐朝彩塑主要保存在五台山佛光寺的东大殿、南禅寺大殿以及晋城的青莲寺。山西宋朝彩塑的代表作是晋祠圣母殿的30多尊侍女像,她们体态秀美,造像生动,堪称宋朝造型艺术的极品,也是中国古代女性雕塑的集大成者。辽金时期的山西处于民族融合的前沿地带,在彩塑造型艺术方面也表现出了时代的特色,像大同华严寺的菩萨塑像,不仅是辽代彩塑艺术的珍品,也是民族艺术交融的结晶。元代彩塑风格与辽金近似,代表作有五台县广济寺的大佛殿、晋城市玉皇庙西配殿及中殿、洪洞县广胜寺下寺大殿及水神庙等处的塑像。山西明清两朝的彩塑计11630尊,与时代文化的发展相适应,市井文化的特征非常明显。平遥双林寺具有千余年的历史,寺内2000 余尊宋、元、明、清四朝的彩塑,囊括了佛国与俗界的众多角色,无愧于“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称号。

  山西现存高品质的汉唐至明清的寺观墓葬壁画有24000多平方米,再现了中国古代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壁画艺术。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壁画,是国内仅存的唐朝寺观壁画。山西现存宋辽金时期的壁画有6处,面积近千平方米。应县木塔的塔内各层都有塑像和壁画,画面上的飞天活泼丰满,精神流注。繁峙金代建筑岩山寺文殊殿的壁画,面积近百平方米,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山西的元代壁画有9处,1700多平方米,以芮城永乐宫、洪洞广胜寺、稷山青龙寺壁画为代表。广胜寺的水神庙里,有一幅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元杂剧演出图,反映了元杂剧的盛况。永乐宫壁画为元代作品,面积总计千余平方米,壁画内容丰富,画技高超,在青、绿冷色基调中,用色多达十余种,并大量使用沥粉贴金法,在庄重深沉的画面中渲染华美富丽的艺术效果,为中国壁画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山西北齐墓葬壁画近年来成为古代东方艺术世界最吸引人的艺术品种。寿阳县北齐厍狄洛墓壁画,以绚丽斑斓的艺术长卷反映了墓主人在世时生活的显赫场面或死后的空幻境界。太原王郭村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的壁画,太原城郊王家峰北齐名将徐显秀的墓葬壁画,画面宏大生动,具有很强的时代和地域文化特征。

  山西的石窟艺术成就非常突出。北魏至明清的石窟寺多达300余处,其中的云冈石窟、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为国家级的文物保护石窟,艺术价值极高。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次由国家主持凿刻的大型石窟工程。云岗石窟是在山崖陡壁上开凿出的洞窟形佛寺建筑,现存主要洞窟 45座,洞窟内外造像5万余尊。云冈石窟的开凿者们有机地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雕塑艺术风格,直接影响了孝文帝迁都后开凿的洛阳龙门石窟的造像,进而远及敦煌北魏石窟,为隋唐以后中国雕刻艺术的发展增加了活力。道教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本土宗教,中国最大的道教石窟是太原的龙山石窟,现存8窟,其中的7窟为元代或元以前的作品,龙山石窟寺艺术的经典作品,在我国石窟寺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色彩斑斓的古代城市与民居建筑艺术

  山西明清时期的建筑保存有千余处之多,除了传统的寺庙宫观、戏台建筑外,在城市建筑和民居建筑方面的艺术成就最为显著。山西有着众多的古城,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有大同、平遥、祁县、代县、新绛等五处。平遥还以“一城两寺”的人文建筑优势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仅有的两个以城市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平遥这个尧舜时就有记载的古陶地,历经几千年后,成为中国古代县城的活标本。保存完整的平遥古城,除了有高12米、厚5米、周长12华里的古城墙外,还有序排列着反映明清时期经济、文化、宗教及社会发展的各类建筑,城内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东城隍,西县衙,南观音,北关公,左文庙,右武庙,东道观,西佛寺,让人叹为观止。其他几座历史名城,比如代县,保存有唐初始建的文庙。新绛城里则保存着具有唐朝遗风的绛州大堂,有隋朝花园,还有建于宋元明几朝的绛州钟楼、乐楼、鼓楼,充满了独特人文精神和艺术美感。

  在今天,山西民居已成为中国北方民居的典型代表。山西现存相对完好的明清民居建筑群多达数十处,如晋中的乔家、王家、曹家、渠家、常家等院落建筑群,晋东南的皇城相府、郭峪村老巷老宅、柳氏民居堡寨,晋南的丁村老宅,晋西北的碛口古镇等等,充分展示了几百年来山西民居建筑的辉煌成就。许多建筑依山建造,参差错落,门额窗栏间的木雕、石雕、砖雕、楹联、匾额传达了众多的人文信息,体现了各个时期人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

  山西历史文化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品质高雅,特色鲜明。她的历史脉络绵延了千万年而不断,她的先进思想流传了几千年而不枯,她的艺术精神播撒了千万里而不散,山西历史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她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成果结晶,是先祖赐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借重和依托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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