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敌军称他“用兵多诈,出没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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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冒险前往八路军延安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不少,他们最想采访的人之一就是贺龙。很多人在未见到贺龙之前,就听过关于贺龙的传闻,因而就早已经在脑海里勾勒出了贺龙的形象。在他们看来,这是延安最具传奇色彩的八路军将领,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中国古典传奇人物,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类似于《水浒传》一百单八将那样的绿林好汉。他们把贺龙比喻成是中国的罗宾汉或者夏伯阳(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以机智剽悍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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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和《北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

让记者们感到特别兴奋和激动的是,一旦见到了贺龙本人,真人与他们想象中的形象竟然完全相符。有一名记者直呼,当见到贺龙的时候,他的感觉就是“夏伯阳”活生生地站在了自己面前:圆头圆脑,双肩有力,眉毛很浓,嘴上留着一撮黑色的胡须。记者观察到,贺龙从来不能长时间地坐着不动,即便在屋里,也要一边打着干脆有力的手势,一边像头被关在笼子里的豹子似的来回踱步,“显示出他浑身上下有无穷的精力”。

一个既有魅力又有故事的人,难怪记者们都喜欢采访他。

一、两把菜刀闹革命贺龙出生于湘西桑植县的洪家关,这使他说话时一直带着一种浓浓的湘西口音。近代以来,湖南被认为是出英雄和草寇最多的省份,湘西更是如此,国外观察家称之为中国最具有造反精神的地方。贺龙年少习武,十四岁就当骡子客跑马帮,他豪侠仗义,爱打抱不平,在湘西很有点名气。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往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继续反袁。中华革命党人陈图南是湘西人,孙中山派他返回家乡联络仁人志士。陈图南慕名来到洪家关拜访贺龙,经陈图南介绍,贺龙填写誓约,按下誓约,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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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期的贺龙

护国讨袁那年,贺龙奉命到石门县泥沙镇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得有枪,泥沙镇设有团防局,有枪八十余支,遂被贺龙设定为夺枪的目标。

1916年1月21日,泥沙镇迎来了春节前的最后一次大集,镇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贺龙等人按计划分成两拨,一拨与团丁认“老庚”(相当于“拜把子”),设赌摊并送钱让枪丁来赌博,另一拨由贺龙亲自负责,在饭馆摆下四桌宴席,请其他相识的团丁赴宴。

贺龙正在张罗着酒席,姐夫谷绩廷匆匆跑来,低声对他说:“好戏开场啰!”贺龙听了点点头,让姐夫陪着客人,自己走出饭馆。一了解情况,得知团防局局长和队长都在抽大烟,只有一个哨兵守在团防局门口,二十多条枪都放在局里的板壁上。

当下贺龙带上十个伙伴,一人拿一把菜刀,直闯团防局。众人在活捉哨兵和团防局局长、队长后,一枪未放,一人未伤,便把二十多条枪全都夺了过来。

回到饭馆,贺龙向正在大吃大喝的团丁宣布夺枪成功,并晓明大义,希望他们一起讨袁。团丁们哪敢不从,都表示愿随贺龙举义。与此同时,赌摊那边也得了手,缴到了一些枪。

靠着从团防局夺来的枪支,不到几天工夫,贺龙的队伍就发展到三百多人,取名为“湘西讨袁独立军”。他率领这支队伍与周围各县的义军联合,浩浩荡荡地对由保袁武装驻守的县城发动了围攻。

刚刚组织起来的民军虽多达万余,但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训练,枪弹也很少,攻城时一拥而上,攻不下来就一哄而散,各自回家。

眼看着民军解体,贺龙等首领并不灰心,他们派人到四川找云南护国军司令蔡锷,请他派兵到湖南打击拥袁武装。派去四川的人不久就回来了,报告说蔡锷难以分兵入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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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

靠天靠地靠朋友,都不如靠自己实在。贺龙这时想到本县境内的芭茅溪有个盐税局税卡,那里有一些枪支,可以把枪搞来,用以再扩大队伍。

盐局见三抽一收取盐税,交不出税就扣人卡货,贺龙跑马帮做盐生意时受尽了他们的盘剥勒索,如今正好老账新账一起算。1916年3月16日,贺龙在洪家关约集了二十名青壮年准备起事。可是就在他们忙着扯腰带、扎布头、打裹腿的时候,事情传了出去,洪家关的一些老年人一看,说:“你们这些伢儿,硬是要惹天祸。”吵吵闹闹不让贺龙干。事到临头,不让干也得干。贺龙等人在油纸伞外面缠上布,放在桐油里一裹,就做成了可以充作火把的“照红”。众人连夜出发,举着“照红”,带着菜刀、“小签子”(匕首)奔往芭茅溪。

从出发地到芭茅溪有一百多里,但他们四更天就赶到了。贺龙那年才二十岁,在二十一人中年纪最小,但是胆略和威信却最高。事先他已向芭茅溪派了两名“探子”,在队伍走到离盐局两里路的小河边时,正好与两个“探子”会合。

据“探子”报告,盐局里的枪丁有的抽鸦片,有的嫖女人,剩下留守的五六个人也都睡得死死的。事不宜迟,贺龙带头悄悄进村,摸到了盐局门口。

盐局是一座两层楼的木房,大门用杠子顶得死死的。贺龙和其余三人硬是用肩撞将大门撞开了,由于用力过猛,大门撞开后,他们连人带门板都倒在了地上。

税警队长被惊醒,从耳门里一齐眉棍就扫了过来。起事的小伙子都会点功夫,有人眼疾手快,一把扭住棍子顺势一拖,贺龙举起菜刀就是一刀,立即将队长砍倒在地。

在楼下一共缴了八支毛瑟枪,一问,楼上还有四支枪,于是大家又挥舞着菜刀,人顶人地往楼上冲。当时这群年轻人里面只有一个人会开枪,贺龙虽说早已夺过枪,当过义军首领,可他耍得最溜的也仍然是手中的一把菜刀。

楼上的枪丁自然会用枪,不过他们的那种毛瑟枪不是连发的,子弹塞一粒打一粒,加上手忙脚乱,以致枪都变成了擀面杖,根本没法用。情急之下,几个枪丁便用小椅子往下砸,冲在前头的两名义士都被小椅子给砸伤了。

贺龙年轻气盛,又有很好的功夫底子,在冲击受阻的情况下,他抢前一步,跨上同伴的肩头,避开楼上打下的小椅子,在纵身上楼的同时手起刀落,刀光一闪,便剁翻了掷椅子的枪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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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元帅当初闹革命的两把菜刀(保存在贺龙故里)

在贺龙之后,又顶上去两个人,剩下的几个枪丁见他们如此勇猛精悍,都吓得赶快交出了枪。

率二十名好汉端掉盐局,夺得枪支后,贺龙再次声威大振。当他率部回洪家关时,洪家关的乡亲都放鞭炮迎接,原先怕事的老人也跷起大拇指称赞,说贺龙伢子“有胆子,有本事”。

1916年3月下旬,贺龙在洪家关举起“讨袁护国军”的旗号,自任民军总指挥。以后他的民军被编入正规军队序列,他也因此进入了民国官场。

贺龙有多年的江湖经验,但官场与江湖并不是一码事,在官场上他老是吃别人的亏,最惨的一次,不但部队被吞并,自己也被关了七天牢,放出来时已经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贺龙的父亲贺士道赶来看儿子。他给贺龙算了算,赶马帮时被关过两次,参加革命党又坐了三次班房,于是劝贺龙:“算得是死里逃生喽。不如好好收场,莫干了。”

贺龙回答道:“莫干?该死的朝天,不该死的万年!我不拖枪,上对国家不忠,下对祖宗不孝。我就不相信队伍拖不起来,孙中山搞队伍还不是成了垮,垮了再搞,才搞出个民国来。”

贺士道本想说服儿子回乡务农,图个平安,结果反被儿子说服,他叹着气说:“道理是蛮对的,只是搞不好就会掉脑壳。可既然你横下一条心还要干,我年过六十,这条老命也就豁出去了,和你一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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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把菜刀也号称是贺龙刀劈盐税局时使用的,保存在鄂州市北伐军二十军军部旧址

贺龙说服老父后,立即启程回洪家关重招人马,路上他遇到了一个正要去洪家关投奔他的小伙子。

原来当年贺龙在打泥沙镇团防局时,有个名叫吴佩卿的义士曾和他一起夺枪,两人有过命的交情。吴佩卿的侄孙吴玉霖想要做杀富济贫的好汉,吴佩卿就让他去找贺龙,说贺龙很仗义,吴玉霖只有跟上贺龙,他才放心。

贺龙巧遇的这个小伙子就是吴玉霖。虽然贺龙与吴玉霖的爷爷同辈,但两人年纪差得并不多,贺龙遂与他以兄弟相称。吴玉霖随身带来两把磨得铮亮的菜刀,贺龙见面分一半,和他一人一把菜刀,相携前行。

走着走着,路上来了一顶四人抬的轿子,轿前有几个兵开道,轿后还有两个兵背枪压阵。两个兵走得慢,和轿子逐渐拉大了距离,士兵身上背的两支汉阳造步枪立刻引起了贺龙的兴趣,他和吴玉霖商量了几句,就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

当走到偏僻小路时,贺龙和吴玉霖突然一个猛扑,抡起菜刀,结果了这两个倒霉的护兵,之后夺了枪便跑。事后得知,那顶轿子里坐着的其实是一个即将上任的县长。

1917年底,凭着用菜刀夺来的两支枪,贺龙在洪家关召集十八个伙伴,重新拉起队伍,参加了护法战争。十年间,他率部征战各地,队伍从小到大,最后发展到了一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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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贺龙任四川第9混成旅旅长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毛主席在三湾改编时,还用它来鼓舞和振作士气:“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二、共产党要比国民党强贺龙在拿菜刀打下盐税局时,曾将盐局的账本、文件抬到院子里一把火烧毁,又把盐局所藏的财物和盐巴分给老百姓。当时在西南诸省,盐巴贵如金,穷人很难吃到。

贺龙开仓放盐的举动与他早年对自己的人生定位完全对应,那就是做一个梁山好汉式的草莽英雄,杀富济贫,惩恶扬善。直到与共产党发生接触后,他的思想才发生变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有组织有宗旨有主张,远比做个人英雄有前途。

大革命后期,国共两党矛盾逐渐激化,国民革命军各部也分成了左右翼。贺龙属于左翼,右翼势力对他颇为敌视,湘军头目何键不但唆使部下向贺龙所部挑衅,而且还向武汉政府诬告贺龙,企图借机解散他的部队。

1927年1月,武汉政府派吴玉章处理贺龙被诬告一案。吴玉章前去一看,何键等部仗着装备精良、兵员众多,已经做好向贺龙所部开火的准备。贺龙那时还没有做军长,他的民军人少枪少,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吴玉章是中共党员。他当场把何键申斥了一顿,然后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决定把贺龙的民军调到武汉去拱卫政府,以避免其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何键吃掉。共产党的这次出手相助挽救了贺龙所部,同时也对贺龙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很大作用,自此以后,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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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桑植贺龙纪念馆展出的贺龙戎装照

第二次北伐结束后,贺龙因功升任军长,他的第二十军战斗力很强,自然受到各方关注。共产党一如既往地重视贺龙,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亲自与其会面洽谈,蒋介石、唐生智也都分别派人上门拉拢,封官许愿。

此时是国共分裂的前夜,选择站在哪一方是贺龙必须面对的一道考题。从那时的形势来看,共产党方面非常不利,即便把实际控制的部队都算上也没有多少,如果放在一个没有什么头脑的人身上,他肯定会认定共产党必输无疑。

贺龙粗中有细,很善于发现和思考问题。北伐前,唐生智对贺龙表示欣赏,说想请他担任师党部委员,贺龙没去,他同时还生出一个疑问:“我自从加入中华革命党后,从没有转过国民党,也没填过证书,怎么会当起国民党师党部委员来啦?”

国民党是多么马虎啊!这样组织松散、落后的政党,还能靠得住吗?贺龙由此看到了国民党的致命弱点,并判断它不可能战胜共产党。他后来对亲近的家人分析说:“政治方面,共产党要比国民党强。军事方面,国民党目前是占优势的,可是军事上的优势没有政治做主心骨是靠不住的。”

1927年7月中旬,贺龙所部奉命沿江东下。途中得知国民党所控制的武汉政府已经实行“分共”,贺龙在军官大会上毅然表明心迹:“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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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平山

7月23日,贺龙率部抵达九江,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双方寒暄几句后,谭平山十分认真严肃地对他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事。”

谭平山所说的机密大事就是中央即将在南昌举行起义,他同时希望贺龙的第二十军能够参加这次起义。贺龙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谭平山能将如此重大的机密直言相告,实际也冒了很大的风险。

贺龙听后非常激动,当场表示完全赞成。他的坚决态度使在九江的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深受鼓舞,于是决定让贺龙率二十军与叶挺等部一起到南昌集中。

起义军集结南昌后,贺龙被任命为总指挥,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也都设在了二十军军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如期爆发,起义军只用了四个小时,便将南昌守敌全部予以歼灭。

起义胜利的当天,指挥部讨论南下广东的具体计划。贺龙认为湖南境内的农民运动做得好,而且第二十军的湖南人多,有群众基础,兵员也容易补充,所以主张不去广东,到湖南建立根据地。

可惜贺龙的主张并没有被大家采纳,起义军仍旧实施了南征行动。就在南征途中,贺龙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共产党,周恩来在他的入党宣誓仪式上做出肯定:“(贺龙)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三、我就不信搞不赢南征很快就出现了贺龙曾预计过的一些困难,由于天气炎热,缺乏给养,部队减员很多。9月23日,起义军又在汤坑遭到三倍于己的敌军的顽强阻击,贺龙、叶挺亲自指挥部队轮番猛攻,打了两天两夜仍未能打开通道,不得不撤向海陆丰。

贺龙在撤退时就明白情况很严重,他说:“这十年我是垮了又来,垮了再干,越干越大,为什么?就因为我干的是革命,不怕失败。”“我只有两句话,第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第二,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活!”

在前敌委员会(前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贺龙、叶挺被宣布调离部队,由中央另行分配任务。贺龙在会上再次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会后起义军继续向海陆丰前进,半途遭到民团和追敌的袭击,部队士气受到严重影响。虽然二十军大部分还是撤到了海陆丰,但因为失去与贺龙的联系而变得军心离散,最终一弹未发地被敌人缴了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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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贺龙

二十军是贺龙从洪家关的民军起步,一点点发展出来的。整整一个军的人马,多年苦心经营,转眼之间就没了,这种打击放在谁身上都难以承受。贺龙知道了也非常难过,但他不肯认输,依旧誓言:“我就不信搞不赢!”

1927年11月初,贺龙来到上海。中央为培养一批高级干部,决定派贺龙和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去苏联。贺龙文化程度不高,对此有些顾虑,怕学不了俄文,从内心来说,他更倾向于到湘鄂西搞武装,但他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让他离队尚且绝对服从,何况去苏联,所以也就做好了出国的准备。

就在贺龙等人准备动身走的前一天,党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知道贺龙到了上海,下令严密搜查。贺龙只得停止一切活动,暂时隐蔽起来,第二天,刘伯承、林伯渠先登船走了,他未能成行。

又等了十几天,仍然走不成。在这段时间里,贺龙向周恩来报告,要求还是去湘鄂西搞武装斗争,他说:“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五年(1916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十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这样谈了四五次后,中央终于批准了贺龙回湘西搞武装的请求。

1928年春,贺龙回到了洪家关。在贺龙回湘西之前,桑植县就得到了贺龙参加南昌起义以及起义失败的消息,县里因此流传着各种传言,有的说贺龙被大炮轰死了,有的说他被蒋介石捉到南京,“砍了脑壳”,还有的说他“被洋鬼子装进洋船,不晓得弄到哪里去啦!”总之都是说贺龙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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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故居

贺龙现身洪家关,整个县都被轰动了。正如贺龙自己所言,他在湘西打了十年仗,这里的许多驻军和团防武装的首领都是他当年的部下,不少人对贺龙仍然十分崇拜。一听说贺龙重回家乡,不但跟随贺龙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的老部下急忙赶来洪家关,桑植县的所有头面人物也都来了,就连桑植县县长也忙不迭地坐着轿子,从二十里外的县城赶来“朝拜”贺龙。

一时间,洪家关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贺龙明确告诉亲戚乡邻和族人们:“我现在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中华革命党,我已经是共产党了。”他还说:“南昌暴动是失败了,但是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回来就是组织工农革命军,跟蒋介石这帮坏蛋干到底!”

跟着贺龙回洪家关的一共只有六个人,在贺龙把工农革命军的大旗拉出来后,不到二十天就聚集了一支约三千人的队伍。

工农革命军刚刚成立不久,从素质到组织都很差,初次和敌人大部队交火就被打败了。原先众人对国共并无多少概念,也不知道这两方面的军事力量相差有多大,这一打大家都明白了。于是工农革命军中的一部分跟了国民党,大部分或回家观望,或重立山头,取“中立”态度,只有一小部分人肯继续跟着贺龙干。

桑植人对贺龙的印象其实还都停留在他当师长、军长的时候,那时的贺龙每逢出门都是前呼后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从他的公馆到俱乐部看戏,路虽然不远,也得坐个轿,身后还跟着几十个警卫。这是个人人称羡的前程,也是贺龙重回洪家关能迅速拉起队伍的原因之一,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转眼间,就弄得队伍没了,枪也没了,并且乡人们还看到,贺龙早就脱下将军服,穿上了旧布衣,脚上穿的也不再是皮鞋而是草鞋。

你说共产党好,要跟着共产党干,难道就图个赤手空拳、衣衫褴褛?

四、拿起刀枪跟贺龙很多乡亲不理解,家族中也有怨言。贺龙的族叔贺兴楼在贺氏家族里年高辈长,曾经考过前清秀才,当过县长,他生气地指责贺龙:“现在是国民党一统天下,势大力强,你为什么要当红脑壳呢?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程的,当共产党、红脑壳落下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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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兴楼还埋怨贺龙连累了整个家族,“害得贺氏族人跟着你落难而逃。”贺龙不服,当场和贺兴楼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他突然火气十足地吼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贺龙革命革定了!”

贺兴楼被气得浑身发抖,立即拂袖而去。他走后,贺龙很动情地对亲戚们说:“我贺龙找真理,找个好领导,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就是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你们看着吧,共产党一定会成功,国民党一定会垮台!”

尽管遭到族叔的反对,但贺龙的几个姐妹、大多数年轻亲戚和族人都愿意跟着贺龙干下去,甚至贺兴楼自己的儿子贺锦斋也早就是贺龙的得力部下了。

要把队伍再一砖一瓦地组织起来真不容易。有一天,贺龙打听到一支黔军路过,就带着贺锦斋等几个人去守路口、“撂尾子”(袭击敌后卫)。通过这次袭击,他们缴到了几支枪。贺龙摸着枪喜上眉梢,不知道的人很难想到他当过正规军的军长,曾经掌握上万人枪!

困难和挫折也从来没有远离贺龙。1928年7月,贺龙的部队改编为红四军,部队扩充到一千多人,然而几番苦战下来,千把人又只剩下了百把人。尤其洪家关一带的后方基地被敌人侵占后,红四军的人员补充、物资供应都难以为继。时已初冬,天下着大雪,可是贺龙和他的部下身上仍穿着破烂的单衣,脚下套着烂草鞋,即便来了客人,也只能以苞谷糊糊(玉米粥)相待。

贺龙痛下决心,用三个月时间对队伍进行整顿,遣散了一些年老体弱和政治上不太坚定的人,最后剩下九十二个人、七十二支枪。他带着这批人数虽少但极其精干的人马四处转战,仗越打越巧,越打越活,在敌人的电报中,“贺匪剽悍,全湘著名”“贺龙用兵多诈,出没无常”等语句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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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练武的器械

1929年1月,贺龙率红四军占领鹤峰,建立了湘鄂西第一个根据地。几个月后又占领桑植县城,桑植、鹤峰两地连成一片,湘鄂边根据地初步形成,红四军也扩大至三千余人。

次年,贺龙抓住中原大战一触即发、长江流域各省国民党军主力陆续北调的契机,率部东下鄂西。在鄂西,红四军与当地红军会师,成立了红二军团,贺龙出任军团总指挥。

贺龙在官兵中有着很高的威信。中央代表夏曦到湘鄂西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肃反”,诬杀了一大批干部,湘鄂西苏区因而全部丧失。即便在这种被折腾到几乎自行毁灭的情况下,红二军团也始终没有垮,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许多干部战士都是抱着“拿起刀枪跟贺龙”的初衷来当红军的,他们认定只要贺龙没垮,部队便垮不了。1934年10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在黔东会合。红六军团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比中央红军还要早出发两个月。在庆祝会师大会上,红六军团的中央代表任弼时介绍贺龙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台上台下掌声四起。

贺龙笑着说:“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昏昏沉沉喽!‘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在别人手里,我手里只拿着一把,是单马,不是双刀。”话音刚落,满场又爆发出一阵笑声。

贺龙在大会上还说:“会师,会师,我们会见老师了。”这确实是肺腑之言。夏曦能够在湘鄂西肆无忌惮地大搞“肃反”,一者仗着他是手握“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又是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拥有最后决定权,二者他还是传说中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理论的东西一套一套,连贺龙和他争,都“从来争不赢”。

红六军团来自于中央苏区,任弼时是中央代表、政治局委员,在党内的地位并不在夏曦之下,军团里其他干部的政治水平也较高,他们一来,夏曦就再也弄不出什么幺蛾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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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关向应、任弼时

会师大会结束的当天,按照中央电令,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了解到夏曦在第六军团已是天怒人怨,任弼时等人立即向中央发报,提出夏曦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军委分会主席职务。

两军团先后两次开会对夏曦的问题进行讨论。第一次开会时,二军团的干部还不太敢讲。第二次敢讲了,但因为政治水平低,却都讲不出多少有分量的话来,只是有的声泪俱下地诉说自己和战友过去的不幸遭遇,有的鼓起眼睛瞪着夏曦。

反倒是六军团的干部讲得更多,听起来也更有道理。任弼时在会上批驳夏曦,既有理论又有事实,既有分析又有归纳。这些话都是二军团的人平时不会讲,也讲不出来的。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夏曦被正式撤销中央分局书记及军委分会主席职务,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曾经几乎摧毁红二军团的“肃反”阴影才得以彻底结束。

五、消灭我们,办不到两军团会师后,中央军委曾命令他们分开行动,红六军团被要求单独进入湘黔边境的凤凰县一带。

红六军团初来乍到,不太了解情况,贺龙和红二军团的人则都知道,凤凰是“湘西王”陈渠珍的老巢。陈渠珍这个人颇有头脑,也会用兵,轻易惹不得,即使在湘鄂西苏区大发展时期,红军也没能到过那里。红六军团刚刚经过无后方的长途远征,人枪损失很大,到会师时仅剩三千多人,其中还有三百多人是伤病员,若孤军前往很难立足。

贺龙建议去湘西,那里他比陈渠珍熟,敌人力量相对也较为薄弱,而且还可以借此牵制住两湖的一批敌人,为已经开始长征的中央红军主力减轻一些负担。任弼时听后问:“去打得赢吗?”贺龙回答:“一个军团去不行,两个军团一块去,打得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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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李达、王震、任弼时、关向应

两个军团的领导人都认为贺龙的看法是对的,于是便将两军团合为一个战略单位,一起向湘西进兵。就在部队出发的当天,中央军委来了指令,指责他们合在一起是错误的,要求第六军团仍向规定地域行动。

这一指令给两军团的领导人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压力,但从当时的现实状况来看,两军团分则力弱,合则力盛,分则两损,合则两全,所以他们没有照办,而是一面向中央重申不能分开的理由,一面仍按照自己的方案继续向湘西挺进。

1934年10月底,红二、六军团进入湘西,发动了凌厉的湘西攻势。此次重返湘西,红二军团在前面开路,红六军团在后面跟进。红二军团在湘鄂一带早就打出了名堂,差点垮掉纯粹都是由于夏曦乱搞的缘故,如今夏曦靠了边,干部战士的劲头便又上来了,他们如同猛虎归山,一路跑得飞快。贺龙不得不从军团总指挥部给他们传令:“你们的腿子太长了,六军团在后面没有跟上来,你们停下等一等。”

得知红军进入湘西,陈渠珍连忙成立“剿匪指挥部”,派十个团万余人向红军所在的永顺城扑来,企图阻止其深入湘西。两军团开会研究敌情,贺龙胸有成竹地说:“我的想法是先撤出县城,让他一步,叫他狂够狂足,我们再回过头来收拾他!”

红军依计故意示弱,他们离开永顺城,撤到了离城不远的钓矶岩附近。那里地形不错,但敌人进城后并没有马上追来。

没有“钓”到敌人,贺龙很不甘心,他反复考虑后认为钓矶岩离城太近,就算敌人上钩,如果围不紧,让敌人逃回城里,再打就难了,因此不如继续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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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炳炎、贺龙、彭绍辉

在贺龙的指挥下,红军一退再退,最后在距永顺城北四十五公里的龙家寨选中了伏击点。那是一个南北长十五里,东西最宽处达四里的谷地,可以容纳大量敌军,两侧山坡平缓,树林茂密,又便于红军隐蔽和出击。

11月16日,天快黑的时候,浩浩荡荡的追敌全部进入了伏击圈。贺龙一声令下,两军团同时出击,打了整整一个晚上,将伏击圈内的敌人大部歼灭。之后,红军乘胜追击,二次占领永顺城。

龙家寨大捷是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打的第一场大仗,这一仗让红军在湘西站住了脚,也通过实践把两军团要不要联合作战这个问题给完全解决了。

由贺龙策动的湘西攻势令敌人惊恐万状,湘军首领何键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蒋介石迫于无奈,只得从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调兵力,回过头来对付红二、六军团。那段时间,中央红军在湘江遭遇重创,敌堵截部队的突然减少和削弱,使他们肩上所承受的压力骤然减轻不少。

中央红军原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并在湘西创立根据地,但随即又改变了这一计划,决定转往贵州遵义地区。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红二、六军团占领桃源,包围常德,直接威胁湘军侧背,使与中央红军作战的大批敌军被迫回撤。

在掩护中央红军长征的同时,贺龙等人创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这时在长江以南,湘鄂川黔根据地已成为仅存的规模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他们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扩充和技战术训练,截至1935年1月,红二、六军团已扩大到一万一千多人,加上地方武装,共有一万六千人。

1935年2月,蒋介石除继续集中兵力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外,另从湘鄂两省调集十万正规军,组成六个纵队,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围剿”。红二、六军团打了两个多月都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日趋缩小,部队也减员至九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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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贺龙

经中央同意,贺龙等人决定率两军团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江北转移。撤退前,贺龙说:“蒋介石下了大本钱,要抄我们的家,要消灭我们红军。抄家嘛,可以嘛,消灭我们,办不到!”

1935年4月12日,红二、六军团撤离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当天,就在桑植县陈家河附近与敌人遭遇,抓到俘虏后一问,前方的大路已被其控制。红军前进的大路,只此一条,堵住就过不去,这令贺龙十分恼火,他命令部队停下,立即和其他领导人对敌情进行研究。

原来红军撤出苏区的行动已被敌人侦察到了。鄂军纵队司令兼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原本用兵慎重,但他见红军撤离根据地,便以为红军垮了,想捡个便宜立上一功,因此忙不迭地派出一个旅深入陈家河,他自己也和另外一个旅在相距三十公里的桃子溪进行策应。

第五十八师的装备比红军好,但红二、六军团尚有九千人十一个团,兵力比堵在陈家河的这个旅要大得多,贺龙认为有把握吃掉它。同时敌人为北方部队,过去多在平原活动,不善于山地作战,而贺龙身为桑植人,对陈家河一带的地形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我看哪,一定要给敌一点厉害看看,免得他们成天到处发疯!”

贺龙下决心一定要打这一仗,他说:“要走,也要打了这一仗再走。我看,不胜,就走;小胜,再看看;大胜嘛,杀它个回马枪,老子不走喽!”

战前部队组织了一个拦阻队也就是督战队,贺龙给拦阻队的权力很大,传下的命令是:打仗时不管什么人一律不准后退,谁擅自退下来就执行战场纪律。

实际上根本用不上拦阻队。贺龙抓的战机很好,敌人刚刚到陈家河,立足未稳,碉堡工事也未来得及修,战斗一打响,部队就猛冲到陈家河街上,到黄昏时便将敌人一个旅全部消灭掉了。

隔了一天,红军冒着大雨插到桃子溪,将第五十八师师部和另外一个旅也消灭掉了。

三天内连打两个胜仗,消灭敌人一个整师,红军士气大振。贺龙等人便决定不过长江,回师根据地。见鄂军纵队消失于战场,其他方向的敌人都害怕了,开始陆续后撤,红军乘胜反击,重又保住了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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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贺龙、朱德、毛主席

至1935年秋,在军事上主要由贺龙负总责的情况下,红二、六军团从被敌人追着打变成了可以整师整旅地消灭敌人,部队也已扩大至两万人,一跃成为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这是二、六军团战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

两军团原来分处于两个不同的革命根据地,过去一直各受中央直接指挥,刚见面时,干部战士甚至连对方的讲话都不大听得懂。可是两军自从会师后,却自动形成由红二军团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特定格局,并且爆发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潜能。这是原先连中央都没有完全预计到的,两军团的会师也因此被称为“模范的会师”。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的正规军,加上地方部队,以总计三十万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这时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都已长征到了西部地区,长江以南只剩下了红二、六军团这一支孤军。

面对空前严重的敌情,贺龙等人决定撤出根据地,到黔东一带的无堡垒地区进行运动战,并争取在那里创建新的根据地。过去红二军团也经常遭到敌人的“围剿”,在苏区打不退敌人时总要跳到外线去,但是贺龙和他的湘西子弟兵都没有想到,此次一别家乡居然就是几十年,一走就是几万里。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桑植县刘家坪和瑞塔铺誓师出发,开始长征。次年7月,他们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后与原红一方面军的三十二军合编,组成了红二方面军,深孚众望的贺龙担任了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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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向贺龙授衔

红二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方面军之一,贺龙也被毛主席称为“红二方面军的旗帜”,应该说,他仅凭此贡献就有足够资格被授予元帅。在元帅的最终名单上,他被列于第五位。

贺龙的族叔贺兴楼当年有一点是预料到了,那就是贺龙如果跟着共产党打天下,整个家族都可能因此蒙难。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统计表明,贺龙宗亲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就达两千多人,其中贺龙自己的亲属有一百多人,他的父亲、弟弟以及几个姐妹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牺牲了。

当然有更多的东西,是这位族叔想不到的:他不会想到共产党最后居然真的取得了天下,也不会想到贺龙等年轻后生能够出将入相,成为一代开国元勋。

本文作者:黑曼巴,“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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