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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海新编高中历史教科书及其陈良宇落马说起

                         朱卫华

    上海新编高中历史教科书的问题,远没有“盖茨取代毛泽东”那么简单,实质上,它是一个目标明确的“精英”群体国家历史观(或国家制度观)向现实社会的试探性宣战;而且也远没有“傲慢与偏见”那么单纯,实质上,它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在历史教育领域的基因性孕育。因此,这决不是一项纯粹的历史教育工程,而是更像一种国家历史观的颠覆工程。源于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如此“鸿篇巨制”,决不是一群“秀才”所能独力承当的,其身后的背景恐怕更加高深莫测。

    我们看到的是,该教材的那个庞大的编写群体已经高挂“不争论”的“免战牌”。与其说他们不屑争论、不敢争论,毋宁说在他们的防线中,早就有了“根本就没有必要争论”的无敌底牌!对该教材持反对意见的一方而言,目前就事论事地去争辩上海新编高中历史教科书是非曲直、正误得失,似乎已经不可能收获任何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这一事件的实质从来就不是潜隐于事件自身,而是植根于事件之外!

    许多景观的整体“效果图”,只有借助航拍式的“俯瞰”才能绘制,才能让人产生那种“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这近三十年走过来,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常常因为置身局中而茫然。近三十年前,在印有社会主义标记的跑场上,中国各界都穿着印有社会主义标记的制服,沿着“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跑道起跑。现在,终于值得我们“俯瞰”一回了,但“俯瞰”之下,却又不免令人愕然。在这场长跑中,有的人很快就偏离了既定的跑道,而有的人竟然在从起跑线偏离之后倒行逆施。我们发现,无论是明显偏离者还是倒行逆施者,他们的前方目标既非资本主义,更非社会主义。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有时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这些群体在目前跑程中的坐标离资本主义最近,离社会主义却最远;而且最惊人的一致是,大批“先富起来”的“精英”人物都麇集在倒行逆施的同一条跑道上!

    只需做一次阶层式“俯瞰”,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中国的处境了。

    在政界,一种规模空前的腐败在中国以愈演愈烈的态势蔓延着,此起彼伏的官场“地震”,用自己的左拳去打自己的右眼的反腐败模式,以及既得利益群体利益格局内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成为中国现代吏治的死结。李毅中曾经发誓要“黑心矿主”“倾家荡产”,他没有践诺,也不可能践诺。不久前,中央又异乎寻常地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让腐败分子“身败名裂,倾家荡产”。这当然可以视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跑场上利益乱象的一声发自丹田的断喝,只是,还没有做好让他们如何如何的制度准备。即使是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显赫高位的陈良宇落马,也无法证明反腐败事业的柳暗花明。自陈希同之后,一个领导13亿人的执政党核心群体中,竟然依旧有人栽倒在资本腐化的诱惑下,难道不令人深思?这不仅使上海高中历史教科书等诸如此类的疑团有了答案,而且更多关于“社会主义的路为何走得如此艰难”等痛苦问题的痛苦答案皆隐含其中。

    在经济学界,“主流经济学家”经济效益至上的理论,令几何级膨胀的资本运动丧失了起码的秩序,不仅近乎残忍地封堵了民众利益的通道,而且在有意无意间为官场腐败也为自身腐败预设了出口,这正是长期以来,这些祸国殃民的学者佞而得宠、死而不僵的政治背景。不错,中国目前已经制造出一个举世罕见的硕大GDP,遑论它“含泪泣血”的剧痛,遑论它“杀鸡取卵”的惨绝,单是它直接导致的资源灾难和生态灾难,就足以令今人在子孙后代面前无地自容。是的,我们强大了,然而我们的子孙拿什么去永续我们的强大?!多大的GDP能够阻止一种咎由自取的因果报应?!

    在法律界,司法系统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不惜以所谓“慎杀少杀”偷换现行《刑法》死刑条款的“魔术”手段,实质性地为十恶不赦的贪官废除了死刑,这无疑在客观上成为对腐败分子的一种支持性呼应;立法机构则更是宁愿在“违宪”的质疑中逆民意而上,也不肯为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乃至贫富对立的危机而出手“法”而“制”之。例如,谁最有“物”?是贪官和资本家,那么,那部将要强行出台的《物权法》究竟要保护谁的“物权”?而关于MBO的一系列法规动作,又是究竟在为谁谋取“最根本利益”?至于执法机关,近日媒体报道的一则消息对它们的形象应该是一种最直观的诠释:重庆公安部门明确提出将为128位知名老板提供专门保护,通过“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保护企业领导人尤其是知名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人说这是社会公器被资本“劫持”,岂止是“劫持”,简直就是资本与法律明目张胆的交媾!其实,只要想想是谁窒息了民众为高莺莺案呐喊的喉咙,是谁让清白无辜的佘祥林在铁窗内熬了十一年,是谁把劳而无薪的农民工逼上了高楼,是谁激怒了那些被截断进城生路的瓜农菜贩——就该明白,在司法、立法、执法同权力与资本的通盘“默契”之下,为什么会发生“诸事不得不寄望于高层干预”的政治尴尬了;就该明白,为什么会发生总理为农妇讨薪帮农夫卖桃的“人治”奇观了;也就该明白,中国法律为什么会在权利与资本的重压下,迷失了利益取向而与其同行于一条跑道。

    在文化界,我们无法不面对一种更加惊人的倒退。狭义地讲,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书籍、影视、报章、网络等等,通过这些传媒,将抽象的意识形态具象化。因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的灵魂,因此,腐败官僚、资产阶级等“精英”阶层,必然要为自己的国家制度观匹配一种臭味相投且合身的意识形态体系。于是,我们发现,色情暴力等腐朽颓废的社会文化、经济文化配合权力和资本的需要,日甚一日地剥蚀我们社会制度的底色。此时,学术界的“精英”人物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因为他们要为那个异化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体系炮制理论依据。李银河的“超现实主义”性社会学理论、易中天的“现代版三国演义”、赵丽华的“废话诗”、网络对雷锋、董存瑞的恶搞、小学生“床上有美女,李白脱光光”的仿唐诗、初中生的“初恋抒情散文”……从表面上看是道德的危机、信仰的危机、文学的危机、艺术的危机、教育的危机……而实质上,是“精英”们一手制造的一场有预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

    在教育界,如果说文化阶层的“精英”人物企图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主流”化,那么教育阶层的“精英”人物则来得更为彻底,他们干脆通过教科书直接用这种意识形态恶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未来的继承者,从而一劳永逸地构建起他们构想的中那个“橙色教育革命”的精神帝国。不是么?从上海把干瘪苍白、莫名其妙的流行歌曲塞进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课堂,从上海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狼牙山”的塌陷,从上海高中历史教材中毛泽东及其革命被扫地出门,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教育正在资产阶级化的一个灾难性缩影。上海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们说,这样做是为了淡化“意识形态”,这种辩白虽露骨,却也有几分诚实。他们刻意在意识形态上做手脚,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说是为了“跟当前的政治目标一致”,什么“政治目标”?你注意到各阶层“俯瞰”图中那条麇集了各路“精英”的跑道吗?他们正在齐心协力地疯狂奔向背叛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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