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千年的历史观:构建“大一统”的古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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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思达

虽然司马迁反对把历史当作政治说教,但作为一个俯首拜孔子、系统受过儒家高级课程的学者,司马迁对作史之目的、态度也很明确。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假托太史公和壶遂的对话,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为什么要做历史?是因为考察历史可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然后又是一大通“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问题,什么“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王道之大者也”等等,从头都飘荡着一种儒家的浩然正气。

如果不看作者,任谁读到这一通长篇大论,都会认为这是某位儒家大师发表宏论。这其实是理所当然,作为董仲舒的弟子,司马迁在意识形态本质上和儒家——特别是公羊派没有任何对立。说到底,他反对的只是那些腐儒教条主义的灌输,并不是反对儒家“真理”。他写《史记》讲脱离意识形态的政治说教,回归历史本身,但绝不想要脱离政治,恰恰相反,他做的所有回归历史的工作,都是想让历史自己讲事实摆道理,进而春风化雨地般阐述公羊派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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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记专家研究,完成《史记》最初的构想和提纲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但在他的构想中,这本书的时间段上限应该只到“陶唐”,也就是三代的尧。司马谈的理由很充分。首先,儒家经典《尚书》记事起于《尧典》,这是有文献可征的起点;其次,比尧久远的黄帝以来虽“皆有年数”,却与古文“乖异”,因此从历史严谨的角度出发,不足为信。然而到司马迁手中,《史记》则开篇就从黄帝、颛顼、高辛讲起,构建了一个传承有序的古史系统,其核心就是炎帝、黄帝乃天下共祖,之后衍生出夏、商、周,然后衣钵相传,直至千秋万代。

司马迁为什么非要改动父亲的大纲,费尽心机构建这样一个古史体系?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在《五帝本纪》写的黄帝二子皆有天下,一支居住于“江水”(今河南安阳地区),一支居住于“若水”(今四川金沙江上游地区),这种说法是多么勉强吗?即便书中提到黄帝、颛顼、青阳、高阳不是真实的个人,而是某些部落的拟人化,但在洪荒时代,这些地理上相隔如此远的部落,居然相互之间要完成迁徙、通婚,乃至权力继承等工作,这不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吗?

司马迁当然知道这些说法的“乖异”。因此,他在《五帝本纪论赞》中。不无深意地提醒读者:“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这说得很明白,他知道如果中华文明起点全部归结于炎黄,说得更具体点是黄帝,在历史上是有问题的——事实上现代考古也证明中华文明是多源头,但他有必须构建出这个系统理由,一个必须要“好学深思”,不“浅见寡闻”才能明了的深意。

他的深意,就是公羊派推崇的“大一统”。秦汉以来,天下一统,国内实现了空前统一,各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对这些生活于其中的汉朝知识分子来说,“大一统”不仅是“天命昭昭”,更是历史必然。作为一个资深儒家,也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必须构建这样一个古史系统来为“大一统”辩护:如果从历史上能证明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不管你是秦楚燕齐赵魏韩、还是百越匈奴山戎猃狁,都可认黄帝为共祖。那么归根到底,我们都是失散多年的异父异母的亲兄弟,融合与统一才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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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陵祭亭,位于陕西省黄陵县城北

人类学家赫拉利·尤瓦尔曾提出过一种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国家、民族来说,是什么并不重要,认为自己是什么才是重要的,以民族而言,只要所有的人相信一个起源故事,那么他们就是一个民族,而他们真正的血统源头则根本不重要,所以重要的是构建这个起源故事——而这就是司马迁和《史记》在意识形态上所完成的工作,一项泽被苍生万代的工作。

正是由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创造性地完成了这个归结于黄帝的古史系统,从此完成了“大一统”历史理念的构造,奠定整个中华文明在历史层面上的融合源头。我们可以看到,后世所有的史书,不管是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传统中原王朝,开篇都会是“某某,黄帝之苗裔,朔居远方⋯⋯”正是通过这种叙事,他们自动地归纳进司马迁所构造的古史系统,也从意识形态和心理上,主动地纳入了中华民族,为后来民族融合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在历史层面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以此而言,司马迁的《史记》所奠定的,不仅仅是中国史学的根基,更从意识形态上为后来统一融合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奠定了牢不可拔的历史根基。其意义之伟大,非“绝唱”二字不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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