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角度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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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的惨败,搅动了人们重复、麻木的生活,击碎了天朝上国朝贡体系的旧有天下秩序的思维定势,岁月不再静好,中国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龚自珍之前刚刚暴亡,不能对形势评估了。魏源还在,林则徐委托他编书,使得他得以了解海国,成为睁开心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科技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再是妖术,夷人器物比中华物事法器先进强大得多太多。再现圣祖的武迹,那就得学习夷人的技艺,“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主张当然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向师学艺,是为了打倒老师,这也太不地道了吧。欺师灭祖,大逆不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的地位在中华文化中那是相当地高。师夷长技,无异于认贼作父。这样的文化变迁方式中,精神文化体系就自觉关闭了物质文化吸收外来先进文化资源的路径。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在大清传教合法化,教徒的社会地位空前地提高了。屡试不第抑郁后的洪秀全,在梦中打倒了自己从前的圣象孔夫子,并认为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他病愈的后遗症是他把梦当成了现实,而冯云山也真信。冯云山在广西山区里创办了拜上帝会,奉洪秀全为教主。当太平天国在金田村降临的时候,官府的态度还是很暧昧的,也搞不清真假,怕得罪了洋人。太平军战士所向无敌,是因为精神的力量。他们被镇压下去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认识到了洋枪的厉害。太平天国消灭了南方的满州城,满清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削弱了,曾拥有私人军队的地方督抚自主权力相对增大。他们开办工厂,采买夷货,掀起了一场洋务运动。这时,物质文化的进步是以制度文化的削弱为偶然条件的,师夷长技,目的是“制寇”。在精神文化上,当然还是中国的道德学问好。

  同治中兴,大清拥有了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强大的海军舰队。甲午一战带来的心灵震撼是之前的战争所不及的,小小的日本是怎样学习西方的,我们也要向他学习,制度文化层面的变法展开了。外部环境的改变,文化有机体的自洽要求,促进了文化有机体内部组织结构形态从外到内、从低级向高级改变和演化的实践探索。新的文化元素的引入或生成总是受到维持旧有格局现状的文化元素的对立和抵抗,这是由文化有机体自身安全性要求所决定的。慈禧太后复归训政,就是制度文化变迁的反动。天主教在乱力怪神的故齐之地遭遇文化的免疫反应,义和团运动爆发。

  在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上,民间自发的实践造成两个极端:以农民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而占据官方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学派开始发生思想动摇和根本制度变革是从康有为开始的。

  戊戌变法虽然是制度文化的变迁尝试,但更深层次上,它改变的是旧有的精神文化元素的形态,晃动了现有制度文化赖以存在的精神文化基础。康有为提出了大同世界的学说,梁启超给出了新民的道路。康梁开创了中国新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中西交融结合的自我维新模式,这也是之后一直延续的作为主流的新文化的模式。

  孙逸仙的作反开启了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道路。当颟顸的满州朝廷始终不情愿政治改良的时候,政治革命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旧的制度文化被抛弃了,但新的制度文化并没有被有效地建立起来。一个皇帝倒下去,千百个军阀站起来。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政治,在中华文化的资源库中找不到扎根的土地,民主制度运行依赖的行为文化乃至精神文化与原有的中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国民性的改造和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也就逻辑地高涨起来了。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赢得人心,一方面它是西方现有主流文化的对立面,它要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这些帝国,这种历史任务就与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富国强兵来反抗外来帝国侵略的历史使命完全地契合了,另一方面,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学说在康有为大同说广为传播的基础上,极易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上引起共鸣,毕竟大同世界一直就是儒家乃至中华文化追求的理想和极致的目标。

  陈独秀、李大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因为缺少经费而被迫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早期的中共党员没有一个是纯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从经济成分里自然产生的,他们仅仅是从思想上入党的人,作为“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的阶级成分都不是无产阶级或农工阶层,家里没钱就念不了书,不念书上哪里去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呢?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决意去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一切,这不是经济决定论所能解释的,而历史上的“横渠四句”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种士子情怀。

  毛泽东饱读诗书,他放弃去留学,只因为他觉得还不够了解中国。写得一手好“梁体”文章的他,终生没有摆脱康梁的彻骨影响。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科班出身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不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得益于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进攻,作为军事专业人才的的毛泽东在屡遭打击中脱颖而出。到了延安下功夫读了些马列及苏联的书,毛泽东总算入门了,于是有《矛盾论》、《实践论》出笼,他的这些哲学怎么看都是披着马列词语外衣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另类表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延安整风侧重于前者,文化革命致力于后者。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这个探索过程构成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内容,但是直到如今也没有一个终极稳定的答案,也就是说,中国新文化仍不定型,型塑人生的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远达不到“以文化人”的目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叫做“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蒋介石也搞过新生活运动,汪精卫下气力推进新国民运动。所有这些行动的思想初源都可以回溯到梁启超的“新民说”,新民如何产生?无非“淬厉所本”和“采补所无”。中国新文化中“中”“西”成分的配比、构成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况且,西学如此之杂,公婆自说,互相攻讦,英法德美日制度各异,这就使得医治国情的药方千人千面,路数多端。

  当人民选择了中共,并不意味着中国新文化就此定型,而这只是新文化定型的开始,因为精神文化指导下的制度文化的变迁,要求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都要随之变迁而重新达到自洽稳定的状态。但是因为组织结构的集权特征,核心要素的改变会导致制度文化的变化。“自力”所本和“开放”纳采,还没有形成中庸之道,表现为鼠首两端,初一十五的月亮不一样,那么人们的道德行为和社会成分也就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新文化也就始终在路上颠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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