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津县修觉山历史文化寻访记之二:在“顿渐之争”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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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津县修觉山历史文化寻访记之二:在“顿渐之争”的背后/李野航

  卡尔•马克思断言:“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很多人或许不以为然,他们或许会反诘道:“难道佛教禅宗历史上著名的那场关于教理的‘顿渐之争’,也可以放到阶级的天平上、作历史唯物主义式的解释吗?”佛教教理或许深奥而又抽象,仿佛并不“唯物”,但围绕教理之争而血雨腥风、出了许多条人命,则恐怕其中的道理、就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唯心”了。

  修觉山,传说禅宗历史上那场著名的“顿渐之争”的核心人物神秀曾经在此结庐、创建寺庙。《新津县志》云:“南二里四安寺,亦神秀创”。杜甫曾游此寺,作《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诗云:

  暮倚高楼对雪峰,僧来不语自鸣钟。

  孤城返照红将敛,近市浮烟翠且重。

  多病独愁常阒寂,故人相见未从容。

  知君苦思(去声)缘诗瘦,太向交游万事慵。

  杜甫来游修觉山的时候,正值安史之乱后,据神秀生活的初唐时代不远,自神秀和尚被武则天册封为“大通国师”、受到武则天的跪拜和尊崇后的一段时间里,北传禅宗(渐派)可谓如日中天。因此杜甫眼中的修觉山,作为神秀亲创道场,其兴旺就可以想见了。杜甫另外还为修觉山一带写过三首诗:

  《题新津北桥楼 》

  望极春城上,开筵近鸟巢。

  白花檐外朵,青柳槛前梢。

  池水观为政,厨烟觉远庖。

  西川供客眼①,唯有此江郊②。

  《游修觉寺》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

  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

  径石相萦带,川云自去留。

  禅枝宿众鸟,漂转暮归愁。

  《后游修觉寺 》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

  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

  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

  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

  从杜甫屡次的吟咏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此处名胜与寺庙在唐代是多么地有名、多么地令人流连忘返。它的兴旺,应该也和当时赫赫有名的“大通国师”神秀的经营有关。

  在今天一般人的印象中,由于那两首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关于“菩提树”的禅宗偈语,人们会认为:作为禅宗正宗法脉继承人之争的落败者。神秀没有“悟道”。而另一个胜出的竞争者、取得法脉信物木棉袈裟而成为禅宗六祖的慧能则因为其偈语被认为见证了“开悟”。但一般人不会认真的去想:凭什么说神秀的偈语不及慧能的偈语高明、因而算不得“开悟”呢?让我们来看看这两首偈语吧。

  神秀的偈语是: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的偈语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人们一直被灌输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后者更高明。其实,神秀的偈语,表达是的从“识神”(意识)上逐渐下功夫而返归“元神”的层次、进而返归那如如不动的真如本体的修行路径,此之谓“渐法”。而慧能的偈语,表达的则是越过“识神”直接从“元神”的层次下功夫而证入真如本体的路径。此之谓“顿法”。顿、渐本无谁更高明之分,这就好比登山。条件差的人,只能一步一步上山,条件好的人,可以直接坐直升飞机上山。各看各的风景,本无高下之别。慧能自己也说,他的教法只适合接引上上根器的人。神秀也承认慧能得传祖师心印、得到袈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顿渐两条路线是不应该有争执的。但事实上据记载,禅宗弟子们围绕着传承的“正宗”地位及其信物——木棉袈裟展开了长时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80年代还将争夺木棉袈裟的故事拍成了电影)。直到武则天夺走袈裟,将之赐给北传禅宗智诜和尚、且被他隐藏于四川资州的德纯寺。然后随着武宗灭佛后北传禅宗的式微,南传禅宗走“农禅一体”的底层路线、躲过灭佛而取得优势,禅宗内部你死我活的顿渐之争才告消停。我们不禁会为此十分地不解:佛教本是一个与世无争、崇悲戒杀的宗教,怎么还为争夺“正统”而屡起争端,屡出人命呢?倘若我们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这个问题就顿时清晰起来:佛的教导固然出乎世间,但信佛教的人们却离不开世间。佛教既然是人在那里信,人们就会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把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烙印打到佛教的身上。换言之,出生底层社会的人们,需要的是服务于底层劳苦大众的宗教;而出生上层社会的人,需要的是服务于上层贵族阶级的那种宗教。需要的不同,决定着宗教表现方式的不同。因此上,宗教教义以及派别之争,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归属不同阶级的人们之间的不同需要之争。

  佛教禅宗,主张见性即可成佛,轻视所谓的“功德”,而为梁武帝所代表的士族阶级所不认同。禅宗因此上可以说是佛教的“左派”,代表了平民阶级的需要。拿不出太多的钱来做所谓的“功德”的平民阶级当然拥护“见性成佛”的教义,他们从中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而“功德”,正是财力雄厚士族阶级足以炫耀的资本,他们需要的是佛保佑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地位。到了武则天的时代,由于武则天出生并非士族阶级,且完善科举制度,给平民阶级以跻身上层社会的出路。因此,由武则天所代表的新兴的、发达了的平民阶级必然需要一种代表他们的需要的那种宗教意识形态。作为佛教“左派”的佛教禅宗,自然入选。于是乎,神秀这样的在佛教传统中塑造了一种“左倾”而偏“右”的意识形态的人,受到武则天所代表的发达了的平民阶级的大力推崇就不足为奇了。神秀的思想所吸引的发达了的平民阶级,很像今日之世界上的中产阶级“白左”。“白左”一方面是“革命”的,他们不承认旧贵族旧秩序的那些个“功德”;但“白左”另一方面又是“保守”的,他们主张渐进式的改良,而不需要激进的质变。神秀的思想虽然很合乎发达了的平民阶级的胃口,却不一定合那些未发达的,身处生存的“悬崖”边上的社会最底层贫民的胃口。社会最底层的贫民,由于他们身处生存的“悬崖”边上,他们没有退路、没有更宽绰的生存空间,他们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不跌进生存的“悬崖”而粉身碎骨,要不主动到那悬崖上,一跃而成佛做主。于是乎,他们必要需要有一种合乎他们胃口的意识形态。如果他们追求一跃而成佛的话,他们就是慧能和尚所提供的禅宗“极左路线”的“粉丝”。如果他们追求一跃而让整个世界都变成现前的“净土”的话,他们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拥趸。不同的现实处境以及阶级属性决定着人们所需要的思想的不同。历史上看起来纯属思想层面的争端,未必纯属思想层面的事情。所以,每当今天我们看到人们为某个历史事件以及人物的评价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应该冷静地意识到:那只是意识层面的不同见解之争吗?非也,那是无意识层面的、由各自的阶级处境所塑造的不同的现实需要之争!

  今日的修觉山上,神秀和尚所创立的寺庙一个也没有了。新津县的当地人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此地和神秀和尚的瓜葛。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由于承平日久和经济上的长足进步,中产阶级占着社会成分的一个较大的比重。如果中产阶级都皈依了佛教的话,他们其实很可能都是神秀和尚的粉丝、很受用神秀和尚“打造”的那种适合“白左”胃口的意识形态。只是,万事总在急剧的变化之中,尤其在这个日益“赛博朋克”化的后工业时代。中产阶级瞬间沦落到贫困的无产阶级的地步在今日世界已经并不稀罕了。贫困的无产阶级总是会谋求他们所喜欢的思想的。假如他们已然失去了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雄心壮志;假如他们对此“第三密度世界”极其地绝望而只求做一个“坐脱立亡”的自了汉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很喜欢那个身为不识一字、干着粗活、却一跃而顿悟至上佛法的的岭南“獦獠”——慧能和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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