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冯志亮先生谈《论语》——孔子“人本”观的历史渊源(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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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遵循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人本”观,与其“天命”观互为表里。两者共同构成了孔子的“天人”观,并为孔子的仁学,奠定了根本基础。孔子的现实主义人生哲学,也就是由此而起步。孔子“人本”观具体指的是,孔子关于人之自身以及天人关系的总体性思想认识。作为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重要成果,孔子“人本”观的中心内容,是孔子相对于传统神意天命论,为人生实践所做的理性化基本设计。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孔子的“人本”观,首先应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孔子生活于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轴心时代。如何看待天命以及天人关系,是当时的重大时代课题之一。在此之前,华夏先民在这方面的思想认识,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在商代,“神意天命”论一直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神意天命”论认为:人格化的天或曰上帝是宇宙间的绝对主宰;商王作为天之子,受天命而代为统治人世;天命永不变,商王的宝座当然也就永传。

  公元前11世纪,坚信自己生而“有命在天”的商纣王(《周书•西伯戡黎》),竟然被原是小邦的周人所取代。这一人世剧变,引发了先民对传统“神意天命”论的深刻反思。周人在其取代殷商的过程中,也切实感受到了“天不可信”(《周书•君奭》)。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周公于是对殷商的“神意天命”论,进行了重大修正,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等新思想(《周书•康诰》)。其意是说,周人“敬天保民”的施政行为亦即“德”,符合天上帝的意愿,因此而得以改受天命而取代了商。对于天上帝的主宰地位,周公虽依然给予了高度肯定,但其更为关注的问题,显然已开始转向人事(德、保民)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周公对传统“神意天命”论的这一重大改造,成为了重要的时代标志。人格化的天或曰上帝的绝对主宰地位,至此而开始有所动摇;而人的地位,则相应开始渐次提升。

  此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故,诸如穆王荒政而殒身南夷、厉王弥谤而流亡于彘、幽王淫逸而陈尸于骊山、平王东迁而王室衰微等,又反复彰显出了,人事因素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从而不断深化了先民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认识。进入春秋时期后,于是接连出现了公开抑神而扬民(人)的新思想观点。例如《左传》所载——

  夫民,神之主也。(桓公六年,季梁语)(国之)吉凶由人。(僖公十六年,叔兴语)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昭公十八年,郑子产语)

  综观上述可见,从开始疑天的周公起,到主张天道与人道不相及的郑子产,先民中的贤达者,已经逐步摆脱了“神意天命”论的精神束缚,从而基本形成了天人相分的思想认识。孔子就是在此基础上,更为自觉地专注于人道亦即现实人生,从而形成了以人为本位的“人本”观。以下即对其基本内容,分别做一具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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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志亮,笔名禾子尼,号渤海居士,北京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易经文化馆馆长、中华百家姓博物馆馆长、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著名品牌推广人、姓氏文化学者、姓名学专家、修谱师、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2013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哲学系特聘教授。冯志亮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痴迷于文学历史,亦是一位古体词人和家史家谱研究专家,著有《渤海诗词集》、《姓氏溯源与民俗探究》、《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余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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