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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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6日。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在揭露蒋介石罪恶阴谋的同时,为顾全大局,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并连电东南局和军分会书记项英,乘国民党军尚未部署就绪,迅速率部北移,防止遭到突然袭击。

  1941年1月4日,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9000余人北移。6日,当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和袭击。广大指战员经7昼夜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措施失当,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

  军长叶挺与对方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等根据党中央指示,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并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决定,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继续领导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斗争。

1月22日,毛泽东发表谈话,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酝酿已久的全国性反共突然事变的开端,揭露蒋日勾结,蓄谋灭共和打击人民军队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斗争,并提出了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根本办法。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利用一切公开场合和机会,向社会各界和驻重庆的美、英、苏等国外交、军事人员与记者等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及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经过共产党的坚决斗争,终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的六个历史迷团:

难忘,1941!那是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悲惨事件。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又一次反共内战的愤怒和谴责,这也是皖南事变被称为“千古奇冤”的由来。

60年前发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决定北撤到长江以北苏皖敌后地区时精心策划的聚歼新四军部队于泾县茂林地区的一个极其险恶的反动阴谋,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一、“千古奇冤”的由来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先是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以后,1940年10月19日,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7个师8万余人的大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伺机围歼势孤力单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从皖南泾县云岭及其附近地区出发,准备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江苏省溧阳待机渡江北移。1月6日,蒋介石得知新四军开始北移,下令第3、第5战区“采取行动”。

  第3战区于6日下午命令第32集团军“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7日拂晓,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层层堵截和进攻。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被迫奋起自卫,浴血苦战8昼夜,到1月14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分别被打散、被俘或牺牲。

  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14日下午走出隐蔽处准备同国民党军谈判,竟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的蜜蜂洞隐蔽时于3月12日夜遭叛徒杀害。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反侮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1月30日,蒋介石亲自出马,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所谓“训令”,从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峰。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真相。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

  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于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周恩来在重庆除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并运用各种形式在各界人士中揭露和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

  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内各小党派和中间势力对蒋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

  在军事上,尽管新四军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齐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的阴谋化为泡影。而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

二、皖南事变的难解之谜

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

●谜之一:走什么路线最为安全?

新四军选择南下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

  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

  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

  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有学者据此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李良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笔者认为,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本性,鉴于国民党有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鉴于黄桥战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扫荡、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和实力的显现,蒋介石发动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这种内战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可以移易,但是,笔者还认为,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

  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一维性,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能是猜测。

●谜之二: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

  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10月8日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

  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

  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

  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

  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恐怕这实在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谜之三: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

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的问题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

  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到:“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4月9日,项英收到毛泽东来电,当天立即回电,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

  ”“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可见,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坚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的。

  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蒋介石等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我军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连他本人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

  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

●谜之四:新四军北移出发不利之谜?

新四军北移出发这条路线,是经12月28日新四军军委会反复讨论决定的,当时确认这条路线是一条较少牺牲的路线,但是1月4日部队出发时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发的具体时间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连日的大雨,路滑难行,这就给部队行军从一开始带来了困难。

  二是大部队于5日拂晓到达章家渡时,因青弋江水陡涨,在通过章家渡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折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造成了部队的疲惫。三是由于初出云岭等地不利,部队被迫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加以修整,这样就给了顽军形成紧密包围圈的时间,使北移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未能在合围之前冲出去。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全军行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那样的重大行动前没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不作种种的预案,使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行军的困难之中。为什么部队出发不选择在白天?为什么不考虑连日降雨青已经弋江涨水而采取加固浮桥的措施,成而造成延长渡河时间?为什么一定要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这个谜至今也不见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谜之五: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究竟有没有成功?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1941年1月5日,各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1月6日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

  7时许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注:亦作求岭);二纵队四个营(注: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注:又名缚刀岭);三纵队(注: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

  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师师部。”(《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皖南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有未成功,不仅关系到皖南事变中的一个重要的史实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新四军在事变发生后是否贻误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时机,更牵涉到项英到底负有多大责任的问题。

  对此,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没有攻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当时突围时机已经丧失,两侧部队未能合围星潭,星潭一带地形不利,突围部队缺乏足够火力,缺乏强大预备队,星潭守敌40师装备精良,文字记录史料中找不到攻克星潭的证据等。泾县党史办曾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召集星潭村了解当时战斗情况的老人座谈,这些老人们回忆新四军确未打进星潭村。

  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部队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证据是几位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还有时任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的谈话材料。这两种观点均言之灼灼,星潭究竟有没有打下,如果没有最确凿的材料发现,这个谜底恐怕已经很难揭开了。

●谜之六:遭围剿皖南新四军部队究竟突围出来多少人?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来的人数,学术界持论不一。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认为:“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由马洪武、童志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军发展史》认为,“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归队的新四军指战员,总数应为1000人左右。

  ”《皖南194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的作者房列曙认为“新四军突围人数为1300人。”新四军指战员的突围人数,十分精确的数字已经永远是个谜了,但概数究竟是1000人左右、1300人,约2000人,还是2000余人,尚需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

  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这明显地暴露了国民党制造分裂、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

  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

  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41年1月17日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不久,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随后,新四军扩编为9万余人。同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在一片反对声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更陷于孤立。1941年3月,蒋介石被迫“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

  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彻底击退

事变详细过程:

民国30年(1941)初,驻泾县云岭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北撤抗日。1月4日,新四军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按最后决定北撤路线由泾县云岭经茂林、浙溪、三溪、由旌德、宁国、郎溪向江苏溧阳行进。

  5日下午,各纵队到达指定地点:一纵队到达大坑王附近;二纵队到达茂林、凤村附近;三纵队到达铜山附近;军部直属队到达茂林潘村;后卫五团到达溪口、安吴章村。6日下午,一纵队出球岭;二纵队出丕岭;三纵队出高岭。行进途中,二纵队侦察部队与预谋伏击新四军的国民党四十师一二0团某搜索连在丕岭脚下濂长村发生遭遇战;一、三纵队亦先后遭国民党四十师、五十二师拦击。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此发生。

7日,各纵队强行推进,并先后攻下各自山岭、高地。其中二纵队经过激战、强攻,占据了海拔600米高的丕岭。继续挺进途中,遭到原据守丕岭国民党一一九团某加强连狙击,该连一面向星潭方向溃退,一面利用崎岖山路节节阻击,当新四军勇猛冲杀多次,均为扼守隘口的国民党军猛烈火力所阻。

  加之星潭河东国民党守军又以密集炮火对新四军进行狙击,致使新四军伤亡严重,战斗一时呈胶着状态。其时三纵队经过激战,已推进至星潭15华里处,忽又遭狙击。与此同时,国民党“围剿”总指挥上官云相紧急命令:五十二迅速靠拢四十师,严饬在7日下午5时前抢占榔桥河;七十九师由南向四十四师靠拢;六十三师进入徽水河东岸一带纵深阵地;已进入茂林地带的一四四师由西向东于后侧进攻新四军;新七师由云岭、章家渡进抵青弋江西岸;一0八师由东北面向西南迅速推进,以构成合围之势。

新四军面对极为不利的严峻形势,于7日下午3时许在丕岭山麓百户坑由项英主持召开会议研讨对策。与会人员先后提出多种突围方案,由于当时各方战况不明,对突围方向一时举棋不定,使会议长达7小时,耽误了突围时机。午夜,新四军撤退至里潭仓,原为预备队的新四军第五团抢占高岭。

  当时战况激烈,午夜撤退,新四军二纵队跟进时误走濂岭,折回时,国民党七十九师已到高岭阻击,只得折返茂林,行至高坦村时,又遭由茂林东进的一四四师狙击。同时五十二师、四十师、一0八师、七十九师,正由东南面合围而来,新四军腹背受敌。

9日军长叶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击退一四四师,率领三团、教导总队和军部直属队转移到石井坑。

  10日局部战斗仍在继续,11、12两日,新四军各路官兵坚守阵地,国民党数次进攻均被击退。13日,上官云相下令向新四军部队发动总攻击,新四军伤亡惨重。面对已奋战几昼夜的新四军部队和即将弹尽粮绝的恶劣局势,军部决定分散突围。叶挺军长率教导总队及部分工作人员突围到大坑王家的西坑,遇一0八师堵击,多次冲杀,终因兵力悬殊未能突出重围。

  14日,按照饶漱石意见,叶挺军长去与。国民党军谈判,当即在大坑被国民党军扣押。至14日战斗结束,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和一部分人员被俘外,大部分壮烈牺牲。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亦不幸牺牲。新四军政治委员、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隐蔽于濂长蜜蜂洞,待机突围,被副官刘厚总叛变杀害。

  国民党顽固派一手泡制的“皖南事变”,铸成了千古奇冤。

主要失败原因是;1、兵力相差悬殊是主要原因

2、作战地势不利于我军突围

3、遭到的是突然袭击,对战斗准备不足

4、叛徒的出卖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这明显地暴露了国民党制造分裂、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

  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41年1月17日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

  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不久,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随后,新四军扩编为9万余人。同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在一片反对声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更陷于孤立。

  1941年3月,蒋介石被迫“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彻底击退。

项英与皖南事变

1941 年l 月15 日,即在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尚未与皖南被围、突围人员取得任何联系,对新四军皖南部队伤亡、被俘情况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匆匆发出了一个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

  认为‘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并加以“不服从中央”、“阳奉阴违”、“自寻绝路”等罪名,而且与叛徒张国熹相提并论。从此,项、袁的革命业绩,包括他们对创建和发展新四军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被一笔抹煞。但这个决定并不是最后的决定,因为这个文件的最后一条写道:“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可至今已六十多年,经历了十次党的代表大会,均未讨论议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史学界和新四军的老同志就提出重新评价项英的问题。上世纪80 年代初,根据小平同志指示,中美双方达成翻译出版〈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协议后,由我方重新撰写我党我军历史和人物条目。

  有一天,胡绳同志主持开会讨论编写中的一些问题。姜椿芳、刘尊棋、李琦、廖盖隆等一二十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时,中央档案馆刚刚公开出版了有关皖南事变的电报。李维民在会上提出,这些电报充分证明了当年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损失的全部责任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请示在项英条目中应当如何表述。

  当时重新评价项英的条件尚不成熟,富有经验的胡绳同志表态说:’ ’既然是简明百科全书,字数不能太长,皖南事变的事就不要写了。”这是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项英的条目中,没有提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1982 年,开始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 军事卷,王辅一负责撰写项英条目。

  对于皖南事变问题如何表述,经过许多同志集体讨论,1984 年12 月先后经胡绳、余秋里、杨尚昆、胡耀邦同志一一审定,对项英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对于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只写了‘负有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纠正了当年的片面指责。后来,王辅一根据中央和军委审定的项英条目的基本评价,写出42 万字的《 项英传》 ,1995 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1998 年5 月13 日,经党中央批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项英诞辰100 周年座谈会,吴邦国、曾庆红、张震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迟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军委发表讲话,对项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评价。指出:’ ’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名将之一”。

关于如何评价项英和皖南事变的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史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可是,2003 年8 月在央视一台播出拟新四军》 电视剧,继续沿用片面指责项英的错误观点,在北移的时机、路线等问题上,给人以中央三令五申,叶挺每每提出正确主张,却被项英一一否决的印象,严重歪曲了历史真相,误导了广大观众。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写此文以正视听。

关于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皖南部队何时北移,如何北移,选择什么路线,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虽然中央早有新四军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但由于情况瞬息万变,指示也是不断变化的。仅在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的前两个月内,项英就接到过各种不同的指示。

  1940 年11 月9 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答复国民党方面,表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江北。第二天,即11 月10 日,毛主席致电叶、项,要叶挺去与顾祝同谈北移问题时,要以要求国民党两个军停止东进,不要进攻皖东,为谈判‘第一位问题”。

  H 月21 日中央给叶、项指示:’ ’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同日,毛主席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 ’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 … 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 … 我早要北移,但是偏要再拖一两个月。

  ”H 月24 日,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 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希夷(即叶挺)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但11 月30 日,毛主席又作了如下的分析:“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 … 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开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

  ”同日,毛、朱致电叶、项:“你们29 日的布置很对。· · … 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 月底移完不算太迟。”12 月3 日,毛主席打电报问项英:’ ’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

  ”12 月6 日,中央又确定项英先去重庆,然后和周恩来一起于1941 年1 月巧日前到延安参加“七大”。12 月14 日,中央给叶、项指示:’ ’ (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发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需注意警戒。

  (二)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晌弹。”12 月18 日中央指示:“项(英)、曾(山)二人暂勿离开军队。’x ’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12 月25 日,毛主席发的通报还认为:’ ’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采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复蒋方电报)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 … 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然而皖南的形势已日趋严重,由于新四军军部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防区之内,叶挺曾多次去见顾祝同、上官云相,商定了军部北移的路线、时间等问题。但顾祝同忽然改变态度,项英急电中央:’ ’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读,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

  … … 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 … 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中央接到项英电报后,于12 月26 日复电项英等,没有回答项英的请示,只是严厉地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

  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12 月29 日项英又接指示:“ (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指示。”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项英与叶挺等决定1941 年1 月4 日全部北移,并得到中央的同意,7 日在转移途中遭到8 万国民党军大规模的进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上述经过说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和决策失误的并不止项英一人,把皖南失败的责任全部归罪于项英是不公正的。虽然《 新四军》 电视剧在一些具体方面试图从正面塑造项英的形象,但在皖南事变这个关键问题以及进军敌后和部队建设等许多重要问题上歪曲和贬低了项英。

  电视剧还把事变前从未当过项英随从副官的孙厚忠真名刘厚总)安排在项英身边,并虚构了项英袒护刘厚总的许多情节,目的是说明项英革命警惕性不高,用人不当,自食其果。事实是,皖南事变前,项英身边根本就没有副官,刘厚总是在副官处第三科管木工班和饲养班的副官,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刘厚总偶然遇到项英一行,才和项英一起行动。

  刘厚总经不起两个多月艰苦环境的考验,起了图财害命之心,于3 月14 日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携款潜逃。其结局也不是被电视剧虚构的余秀英打死,而是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报功,遭到冷遇和长期监禁。

项英是一位革命意志非常坚定的革命家,深受指战员尊敬和爱戴。

  1930 年12 月底,项英根据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决定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1931 年1 月16 日,在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后的第二天,他就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以非凡的革命胆识和勇气,纠正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肃AB 团扩大化的错误,提出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当时出现的问题,尽管遭到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反对,其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职务被撤销,但历史证明项英纠正打AB 团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做法是正确的,是长期被埋没的一大历史功绩。

  1934 年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中央领导人都随主力部队走了,项英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他作为留在苏区的第一把手,和陈毅等同志一起,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7 年12 月13 日,中央政治局在《 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 中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

  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项英正直无私,原则性很强。1939 年5 月,他从来自上海地下党的扬帆那里了解到蓝萍即江青)在上海时表现不好,在政治上、生活作风上都有问题。项英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反映,并讲到此人不宜做毛主席的夫人。此时江青已与毛泽东结合,项英提出这个问题显然会得罪人,但他直言不讳,这种远见卓识和刚正不阿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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