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新四军英烈(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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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皖南事变,新四军被聚歼

  作者:海归草 在 生活风情 发贴, 来自【海归网】

  皖南事变新四军英烈

  皖南事变已经距今六十多年了,近来通过实地走访、查找史料、梳理分析,进一步探讨有关真相细节。专作此文,表达崇敬之意告慰英灵。其中有分歧的意见,一并提出存疑,以待进一步考辩。

  (一)新四军北移路线

  新四军北撤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北和向南。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军事压迫,中共中央及新四军最终被迫仓促地决定“南下绕道”经过茂林的北撤路线。

  1、国共两军指挥员共同协商了“东进”路线。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用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于皓日打给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新四军叶挺军长的一个电报,其中强令在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这就是著名的“皓电”。

  中共中央、新四军对于北撤态度是明确的。11月1日,中共中央内部指示项英:“(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皖南需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你们报告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人的名义,于(佳)答复了何应钦、白崇禧一个电报,这个电报叫做佳电。佳电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

  在国共两党明确新四军北撤大局方针下,中共中央及新四军共同研究了北撤路线与时机,国共两军指挥员对新四军北撤线路也进行了协商。

  11月9日,在中共中央发出佳电的同时,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赴上饶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协商“北移”问题。双方商定:“(四)北移路线: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五)移动期限:部队限于一月二十八日前撤完。兵站留守处限二月二日以前全部结束。”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即“东进”路线,由新四军云岭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具体线路是从驻地经泾县马头镇、宣城县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竹篑桥、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

  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这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沿途都设有兵站,马头镇为兵站第三派出所,孙家埠、毕家桥两地流动为第四派出所,竹箦桥附近为第五派出所。每一个兵站都有mingyun工作组,有一定的群众工作基础,在皖南事变以前,我军有近二千名非战斗人员和大量物资,都是经过这条路线到苏南渡过长江的,基本上安全到达,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问题。经这条路线走,从泾县云岭出发,大约要五至六天时间,是比较理想的北移路线。

  2、国民党强令新四军改道直接“北移”路线。

  但是,由于害怕皖南新四军从苏南过江与苏北新四军汇合后力量更加强大,对国民党江苏省 韩德勤部构成更大的威胁,蒋介石密令顾祝同强令皖南新四军改道北移。

  12月8日,白崇禧和何应钦发出复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佳电”的“齐电”,再次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攻击和诬蔑,并强命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开到黄河以北。规定在12月31日前,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同时,蒋介石密令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加紧围歼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部署,12月9日给顾祝同电报中说:“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中旬,顾祝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改变原来的承诺,强令皖南新四军改道铜(陵)、繁(昌)间北渡。12月下旬,根据蒋介石下达的将新四军皖南部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反动密令,顾祝同即以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任总指挥,秘密调集第52、第108、第40、第62、第144、第79师及新7师等7个师共8万余人,在泾县、太平间布成袋形阵地,第2游击区冷欣也作好了截断苏南、皖南我军联系的准备;李品仙部三个师开入皖东地区,以第176师准备在江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扣留交通器材,占领渡口,封锁了我军经繁、铜北渡长江到无为地区的道路。因此,近万名新四军直接从东路进入江北是不现实的,由此决定探索“北移”路线。

  “北移”路线,即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是一条沟通军部与江北四、五支队及江北指挥部的联系的常用交通线,基本上是日占区。

  据新四军军部参谋叶超回忆说:“这条路线的最大优点,就是路程近,一天就可到铜、繁地区,第二天晚上就可以过江;如果抓紧一点,拂晓就行军,到铜、繁地区休息一下,晚上连续行军也可以过江。这就是说紧则一天,宽则两天,就可以渡过长江。而且这一带沿长江两岸都是我们的地区;长江以南是三支队活动地区,长江以北是我们游击纵队孙仲德的活动地区;沿途除了日伪少量的封锁线外,都不经过国民党的防区,群众条件也较好,部队行动容易保密。叶挺军长到长江以北视察部队工作,就是经过这条路线北渡的。但是在这条路线上作大部队的行动,就是说要在一个晚上一下子过江几千人,还没有这个经验。因此,十一月下旬军部曾派原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同志率领少数精干人员(有参谋张云龙、周绍昆、唐炎等),带着电台、带着侦察分队去侦察、安排渡江工作。他们在三支队和游击纵队的协助下,很快征集到近二百条船,有十二个渡口可以同时起渡,一个晚上能渡七千五百人;对敌伪一般活动规律了解也比较清楚。看到他们的这些报告,我们这些当参谋的,马上把图标出来送给军首长看,叶军长看到这些情况,非常高兴,非常满意,指示我们,要迅速作好行动计划。根据批准的行动计划,我们连行军命令、行军路线图都搞好了,只等军首长下决心,填上日期就行了。部队也整装待发,可以说走就走。”

  但是,12月下旬以后,日寇在江面的巡逻汽艇增多了,有时还停在江中过夜,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与此同时,国民党李品仙的部队也有袭击我们的迹象。由于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错误估计,主持新四军工作的项英犹豫不决,企图在皖南继续逗留,丧失了北渡的宝贵时机。

  3、国民党大军压力之下,中共中央与新四军仓促决定“南下绕道”路线。

  所谓“南下绕道”路线,即从新四军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

  1940年12月9日蒋介石密令顾祝同不准新四军经苏南北渡同时秘密进行军事调动,决心以武力压迫新四军“北移”。12月下旬,顾祝同、上官云相调动七个师的部队(即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一○八师、一四四师、新七师和六十二师)对皖南新四军形成大包围,限令新四军在年底之前“北移”。

  如果新四军继续“抗命”留在皖南,同样面临着被围歼的命运。于是,在新四军不得不走的情况之下,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

  12月25日,周恩来在重庆与蒋介石会面,提出新四军“北移”条件,企图再“拖”,遭到蒋介石断然拒绝。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后,于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提出严厉批评,要他们“最近决定全部北移”。

  12月28日,项英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待机北渡。

  叶超认为:“这个行动方案从来没有研究与讨论过。对此我们虽然有些不同看法,但是我们相信这样大部队的战略行动,首长们已经长时间地作了深谋远虑,因此,大家仍积极地进行新的行动准备。这是新定的行动路线,我们连这些地区的地图也没有,只好临时油印地图发给部队。”由此可见,“南下”选择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决定的。

  皖南事变后,1月19日,在中共发布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中专门谈到了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其中对“南下”作了解释,主要是因为“东进”、“北移”两条线路大军无法通过所决定的。

  “新四军江南部队既经决定渡江北上,故走那条路线问题乃随之而生。原来新四军大江南北的交通运输,是靠由皖南敌区(芜湖附近)渡江经无为的路线来维持的。后来桂军开到无为地区后,就经常袭击新四军的交通运输,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官张云逸夫人、孩子及曾昭铭等二十余人,并军饷七万元被扣后,这条路线即完全断绝。虽经屡次抗议要求开放,但终归无效。因此新四军大江南北之交通运输停顿数月之久,不得已始改道苏南过苏北。这次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原由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与叶挺军长当面规定经由苏南渡江,乃循此路线,实行月余,渡江者已逾两万,所剩者只皖南军部、直属团队及后方机关伤病员兵、老弱妇孺万余人,徒手者过半,忽于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命改道经皖南铜陵、繁昌渡江北上,实际上此路决不可能。其原因:(一)新四军皖南部队背受友军五个军之三面包围,即东有冷欣之×××军,南有张文清之×××军与莫兴硕之×××军,西有范子英之×××军与陈万仞之×××军,北面则有敌人之封锁,新四军渡江北调,敌人早已广播,故陆上加紧布置,其十五师团集中于繁昌、铜陵地区,数百汽艇往来梭巡于扬子江上,而皖北李品仙最近更抽调三师之众,集中无为地区,占领渡口,封锁道路,扣留交通器材,且公开声明将消灭新四军于江滨,故此路绝对不能通过。(二)我为侦察这条交通线,江北指挥官张云逸曾派小部到无为地区侦察,受桂军猛烈袭击而失踪,江南军部曾派其军需处副处长张元培渡江,尝试二次,亦均失败,并被友军夺去一些船只。”

  新四军从皖南绕道茂林从苏南北移具体有三个原因:一是直接北移或者“东进”都有日军、国民党军重兵封锁。而对于“南下绕道”还存在着幻想;二是佯入太平黄山,借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企图麻痹摆脱国民党军,达到快速进入苏南的目的;三是项英对于山区游击战经验过于自信,同时错误估计了国民党军的战略意图,低估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在皖南事变打响后表现为惊慌失措。“南下绕道”是仓促之间被动决定的,但并非完全错误,也存在着合理性与可能性的,如果新四军强攻星潭一举突出重围,皖南事变历史就需要全部重写!

  (二)新四军先期北移

  根据叶挺、袁国平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协商结果,新四军非战斗人员沿着国民党规定的路线先期分批北撤。

  第一说: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非战斗人员分三批先走,共有3000多人,全部安全到达江北根据地。叶挺和袁国平当时和国民党谈好了,让这批人走,时间怎么样,人数多少,说得清清楚楚,都是一些老人孩子还有妇女。

  据顾祝同12月14日致何应钦、白崇禧密电中说:“新四军移动情形:(一)该军先头部队约百余人,冬晚(即2日晚)过马头(泾县东北),向杨柳铺一带前进。江晚(即3日晚),其政工队百余过泾县城;(二)微戌(即5日戌时),该军八百余,步枪百余,身着灰军衣,经杨柳铺向宣城前进;(三)鱼戌(即6日戌时),该军直属部队约二千人,沿青弋江西岸在奚家滩下流徒涉,向杨柳铺方向东移;(四)佳午(即9日午时),该军男女政工人员二百,女占三分之二,驳壳枪、步枪各十余支,经马头向东移动……。”

  另一说:皖南事变前我军近两千名非战斗人员走马头镇——毕桥镇——竹篑那条路线,沿途都有我军兵站,群众基础好。

  据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处长武之棻回忆:经叶挺与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长官上官云相于11月15日左右在周王村会晤商定,先将后方机构、修械所、被服厂、印刷所、伤兵医院及眷属等非战斗人员撤走。12月以来,新四军非战斗人员通过泾县——周王村——黄渡镇——誓节渡至竹篑桥进入沦陷区,根据密报:“总数不超过两千人”。但是,他在另一处又说“十二月以来经泾县、周王村、黄渡镇、誓节渡、竹篑桥进入沦陷区的军部非战斗人员计有二千余人”

  钱俊瑞《皖南惨变记》,谈及新四军北移的文职人员共分四批于1940年12月先后北移苏南。12月3日拂晓,首批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文化处、军服务团等单位出发。第二批分别为医院(军医处长沈其震)、图书馆、印刷厂,第三批为教导队部分人员,教导总队训练处长薛暮桥为队长,第四批为军需处长宋裕和亲自带队,沿途由军需处负责接应。

  房列曙对于新四军非战斗人员作了详细考证,其分批北移情况如下:1、1940年11月26日(寝日),新四军先遣队20余人奉命从皖南向苏南北移。先遣队主要任务是沿着到苏南的北撤路线,设立临时交通站,为后续部队筹办军粮,征集民工转运军用物资,属于打前站性质;2、12月3日(江日),第一批是政治部、战地服务处、军服务团等单位的人员和资材;3、12月7日,第二批后勤部、卫生部教导队人员。薛暮桥说:“第一批是十二月初出发中的日期大体吻合。第二批主要是后勤部、卫生部教导队的人员,出发时间是12月7日,而不是9日“;4、第三批是军需处等单位的人员,由宋裕和带队。

  据薛暮桥回忆:12月9日,任新四军第二批北撤部队副指挥,率部从皖南云岭村北撤。第二批撤离是12月9日,主要是军需处(供给部)、军医处和教导总队的人员,有1000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武器,只有一个执法队每人有短枪,作为护送的战斗连队。这个批次由军需处长宋裕和任指挥,薛暮桥和军法处副处长汤光恢任副指挥。9日凌晨从去岭出发,宿汀潭;10日翻过孤峰经马头镇到杨柳浦,为国民党嫡系52师防区;11日到达宣城以南宿营,为东北军108师防区;12日经十字铺到郎溪附近,为国民党1师冷欣防区;13日经梅渚、社渚到南渡镇宿营,为日军、国民党军及新四军接壤地区,国民党有重兵驻守;14日经溧阳水西镇,于晚上到达竹篑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在地,即苏南根据地。休息一天后,薛暮桥带教导队与宋裕和、汤光恢带军法处、军需处分两路前往苏北。

  据新四军军医处左英回忆:“12月20日我随教导队医务所戴济民所长等大部队北撤……”

  据新四军女战士徐若冰回忆:“1940年12月皖南军部直属机关军法处、执法队、教导队、训练处和兵站等单位大约600余人,组成第六梯队,由汤光恢同志率领,在'皖南事变’前,最后一批离开军部。

  综合上述情况,新四军非战斗人员由先遣队开路,至少分四批及更多的梯队离开皖南,具体如下:

  1、1940年11月26日(寝日),新四军先遣队20余人奉命从皖南向苏南北移;

  2、12月2、3日(冬日、江日),第一批政治部、战地服务处、军服务团等单位百余人和资材北移;

  3、12月5日(微日),第二批八百余人北移;

  4、12月6、7日,第三批直属部队约一千人,沿青弋江西岸在奚家滩下流徒涉,向杨柳铺方向东移。是人数最多的一批,主要是后勤部、卫生部、医院、图书馆、印刷厂人员,由军医处长沈其震带领;

  5、12月9日,第四批教导队二百名人员,由教导总队训练处长薛暮桥带领。薛暮桥回忆与宋裕和汤光恢同行。

  据此新四军非战斗人员约两千人分批撤离。对于11月28日少数先遣队成员,12月3日新四军首批撤离人员不存在分歧。对于后几批撤离有不同看法,主要是新四军第二批撤离人员,共有2000人,从12月5日开始分梯队陆续撤离皖南,其实包含了第二、三、四、五或者更多的批次,因此导致了个人回忆不全的情况。

  (三)新四军北移部队

  1940年底,在八路军一部的配合下,新四军发展到9万人,其中皖南军部和第三支队达10770人,苏北指挥部12000人,江南指挥部3500人,江北指挥部18800人,八路军第四纵队13489人,八路军第五纵队18185人,鄂豫挺进纵队12000余人。

  1941年1月初,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尚有9千余人,其中6个团的部队,还有军直机关干部、战地服务团成员和海外归来参军的华侨、革命知识青年。

  新四军每团辖三个营,每营辖三个连。按事变前老三团二营六连138人计算,那么一营兵力约400多人,一团兵力约1200多人。具体而言:新四军第一纵队司令部及老一团、新一团、特务营、警卫通讯连,共约3000人;第二纵队司令部及老三团、新三团约2500人;第三纵队第五团、军特务团组成,约2500多人;新四军军直属队(包括军部的司、政、后机关和教导总队)约1300人,其中教导总队800多人,分四个队(其中第三、四队共三百余人,第一、二队至少三百余人)、工兵连(按120人计)、机炮连(按120人计)。总计为9300人,完全符合皖南部队9000多人之数。

  北移部署三团前卫,五团后卫,一团左翼,特务团右翼,军部走中央,秘密组建编成三个纵队。

  第一纵队(各纵队又称为支队或新支队,相当于旅)为左路纵队,由新一支队的老一团、新一团组成,还有特务营、警卫通讯连。

  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副司令员赵凌波(原军参谋处长),参谋长赵希仲,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

  老一团团长熊应堂,政委肖辉锡,参谋长王怀生,副参谋长刘世相,政治部主任汪克明、政治处副主任黄吉民、特派员张志勇。

  新一团团长张铚秀,政委丁麟章,参谋长徐赞辉,政治处主任李彬山,副主任徐志民,特派员温华桂。

  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老三团、新三团及军直属队(包括军部的司、政、后机关和教导总队)等组成。

  司令员周桂生,政委黄火星,副司令员冯达飞,参谋长谢忠良,政治部主任钟德胜(即钟民),特派员徐一非。

  老三团团长周桂生(兼),政委黄火星(兼),参谋长谢忠良(兼),政治处主任钟得胜(兼),特派员徐一非(兼)。老三团负责保卫军部,因一营调去组建新三团的骨干部队,暂缺一个营,全团只有两个营。

  新三团团长熊梦辉,参谋长张日清,代参谋长、团作战参谋杜剑秋,政治部主任阙中一,副主任洪季凯,特派员张国光。

  教导总队改称教导团,随军部一同行动。冯达飞调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教导总队政治部主任余立金统一指挥。由于时间仓促未及时改编,教导团一般仍称为教导大队或教导队,主要承担该纵队的后卫任务。

  随军行动的司令部领导:军长叶挺,副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

  参谋处代理处长张元寿,作战科(一科)科长李志高、副科长叶超(军部在石井坑任命);侦察科(二科)科长谢忠良、陈铁军(军部在石井坑任命),副科长殷扬(即杨帆,军部在石井坑任命);通讯科(三科)科长胡立教,副科长、电台台长曹丹辉(军部在石井坑任命为副科长);教育科(四科)科长冯隆(即冯少白);

  秘书处处长李一氓(兼),机要科科长童世杰,文书科科长孙秉泰,秘书主任钟昌基;

  军需处副处长张元培、罗湘涛,军需科长尹德明;

  代理兵站处长忻元锡,太平兵站站长张智赫;

  军医处处长陈延生,副处长王聿先;

  副官处三科科长叶钦和,军部副官叶育青、刘厚总。

  随军行动的政治部领导:政委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秘书长黄诚;

  秘书处长黄诚(兼),文书科科长杨志华;

  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干部科科长廖正文、副科长陈烙痕,组织科科长陈慰慈,青年科科长陈惠;

  宣传教育部部长朱镜我,宣传科科长汪海粟,敌工科副科长唐文粹;

  敌工部部长林植夫;

  统战部副部长兼mingyun部部长夏征农,mingyun部副部长余再励,武装科(三科)科长陈茂辉,mingyun部科长王瑛;

  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作曲家任光;

  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兼);

  军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杨汉林;

  新四军驻重庆代表处主任肖正纲;新四军驻上饶代表处主任胡金魁。

  随军行动地方领导干部:

  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

  皖南特委代理书记李步新,特委秘书长兼军事部部长张世杰,特委妇女部部长李桂英,特委组织部副部长林芳,特委青年部长朱光,特委mingyun部长林凡。

  中共泾、太县委书记方向明,县委副书记兼军事部长尹德光,太平县委书记项克清,南陵县委书记陈洪,铜陵县委书记张东,岳阳中心县委书记杨贞泮,繁昌县委副书记潘效安。

  第二纵队开始分三个梯队前进:第一梯队是主力新老三团,梯队长张元培;第二梯队是军部直属各机关和警卫部队;第三梯队是余立金主任率领的教导总队,梯队长余立金。皖南事变战斗打响后,各梯队行军次序视战斗情况重新安排。

  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第五团、军特务团组成,约二千多人。第五团跟姑且军部前进,为全军后卫部队,特务团占据铜山、麻岭一线,警戒太平,保障右侧安全。

  司令员张正坤,政委胡荣,参谋长黄序周(6日任职),政治部主任吴奚如,特派员林谷。

  第五团团长徐金树,政委林开凤,参谋长梁金华,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特派员李胜;

  特务团团长刘别生,政委张闯初,代参谋长杨采蘅,政治处主任汪大模,特派员冯北达;

标签: 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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