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鲁迅先生和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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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的鲁迅先生和梁启超

  1919年,鲁迅还是教育部的一位官员,没有在北大兼任教书,他能接触的青年大多是他以前的学生。

  鲁迅关心所有进步青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杂文和随笔,提醒青年要注意反动势力的狡猾与凶残,不要上当吃亏。

  鲁迅用笔名“唐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给予进步青年很深印象。“唐俟到底是谁?谁的文章有这样深刻呢?”

  学生们比较,排除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和蔡元培。他们怀疑“唐俟”和“鲁迅”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当时唐俟主要写杂文、新诗、随感,学生已经认可鲁迅的思想。

  1919年5月4日以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字一共有三十一篇,随笔二十一篇,诗六篇,小说三篇,杂文一篇。

  这些作品内容饱满,文笔精练,思想深邃,每一篇都在青年之间引起巨大反响。

  后来鲁迅在《热风》的《题记》中讲到这几十篇作品时说:“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作些短评。还在这(“五四”运动)前一年,因为评论的都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箕、静坐、打拳而发的;对于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等后来读者终于知道,“唐俟即鲁迅”,“鲁迅即周树人”。此时鲁迅已决定辞掉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差事,到南方去工作了。

  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回国后,“五四”有的的高潮已经过去。《新青年》诸公正忙于为“问题与主义”而争吵。

  梁启超赴京见总统徐世昌,请求他释放被捕的学生遭拒,离京前留下 给徐大总统,他对学生们的举动给予充分肯定,奉劝徐大总统切不可一误再误。

  梁启超作了《“五四纪念日”感言》一文:“吾以为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

  梁启超从欧洲回来后常常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等问题,并和朋友展开讨论。

  蒋百里在致梁启超的信中就曾说:“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以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

  他们具体的做法就是办学、著书立说,出版刊物。

  梁漱溟则认为,时代已非梁启超的时代,“五四”运动之后,他更要随着时代的潮流走了,而不能引领这个时代了。

  梁启超希望中国最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建设,他希望中国的发展能不覆欧洲之辙,所以,在为文化团体共学社拟定宗旨时,他明确提出了“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主张。

  梁启超在善变之中又有不变,还是他多年来所主张的“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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