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细节:叶挺曾想改变行军路线预防意外,结果没成遭到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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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在皖南事变前就想到了最坏结果,可惜还是遭到了伏击!叶挺将军是中国近现代史中著名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1922年,担任了孙中山先生的卫队团营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和独立团团长。在北伐战争中,叶挺将军率领的独立团,两次击溃吴佩孚主力,战绩辉煌,被人誉为“北伐名将”,北伐独立团更是被誉为“铁军”。北伐军进入武昌后,叶挺将军担任了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1927年,他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同年又参加领导了广州起义,任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出了国,并与党失去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回国,几经周折担任了新四军军长。后来,在皖南事变中,叶挺将军不幸负伤被俘,身陷囹圄。那么,叶挺将军在皖南事变前后都经历了哪些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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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在南昌城里,为了团结抗日,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雄师——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的领导机关,在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基础上宣告成立。这本身就有力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停止内战,与国民党团结抗日的决心,负责指挥这支军队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叶挺将军。

但叶挺将军当这个军长的过程却充满了曲折,当年3月8日,在延安宝塔山党中央的所在地,举办了一场朴素、隆重、热烈的欢迎会,毛泽东亲自致辞欢迎叶挺同志,高度评价了叶挺同志对革命事业的坚贞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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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站起来向大家表示:“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攀登。有一段,我爬到半山坡又折回来了,现在才跟了上来。今后,我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往前走,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这既是一个革命者心地坦然的自我批评,更是他在即将踏上荆棘丛生的新征程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立下的誓言。这声音里具有共产党人坚强的党性,虽然这个时候叶挺同志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

1927年,叶挺参与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和十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辗转到了国外,一度与党失去了联系。

皖南事变前的三年中,叶挺同志常驻在皖南泾县西北的云岭。在这里,他按照毛泽东同志制订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运筹帷幄,指挥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取得了芜湖官陡门战斗、湾址战斗、泾县汀潭战斗、繁昌战斗、苏南卫岗战斗等一系列重大胜利,威逼日军盘踞的上海近郊,打得日本侵略军坐卧不宁。为建立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叶挺军长同他的战友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叶挺军长经常出现在前线阵地上,亲自指挥指战员与日寇展开殊死的战斗。

1940年下半年,日军加紧了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同时,美、英两国政府力图牺牲中国的利益,以换取对日本的妥协,也积极地向蒋介石劝降。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进一步加紧了防共、限共、反共的活动,妄图破坏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就在这个时候,侵占我皖南的日本侵略军,把侵犯的矛头对准了驻扎在皖南的新四军部队。十月底的一天,风和日丽,艳阳融融。新四军控制下的广大皖南农村,农民的秋收活动正在热气腾腾地进行着。

突然,芜青公路上扬起烟尘。从芜湖出动的一千多个日军,杀气腾腾地直接向云岭扑来。

距云岭东北五十里处,在芜青公路上的南陵县峨岭一带,驻扎着国民党五十二师的两千多人。这支所谓的“友军”,完全可以据岭对来犯日军进行阻击。但是,他们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不进行抵抗,让日寇长驱直入,图谋借刀杀人。

敌情迅速传到新四军军部。

军部附近,只有老一团六百余人和军直属部队二百余人。敌众我寡,形势相当危急,把驻扎茂林等地的增援部队调来,但时间已来不及了!

叶挺军长当机立断,坚决迎战来犯之敌。依靠群众,调动民兵,立刻在敌前布下三道防线:在铁螺桥两座大岭之间的险要山口,设下埋伏,待敌进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为第一道防线;在汀潭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严密封锁各个山口,诱敌钻入“口袋”,加以围歼,为第二道防线;在小岭再布一个“口袋”,继续诱敌进“袋”,再次围歼,为第三道防线。

中午时分,日军先头骑兵连约二百人,向铁螺桥山口冲杀过来。我方埋伏部队按叶挺军长预定的方案,居高临下,出其不意地以猛烈火力向敌群射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两百骑兵几乎无一生还。

下午三时,日军又疯狂地向新四军扑来。这次他们几乎用上了全部兵力——约八百余人,意图同我军决一死战。当敌人大队人马进入汀潭时,我新四军四百余人在汀潭、北贡一带的九百民兵的配合下,按叶挺军长制订的作战预案,立即把四围的每一个山口严密封锁起来,形成一个“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势态。正当第二道防线上的部队把仇恨的枪弹泻向敌人的时候,叶挺军长指挥第一道防线上的战士,从敌人后方杀来。遭到我军前后夹击、左右扫射的敌人,死伤累累,不得不选定南边大岭我防守薄弱部队突围。我军守大岭的部队故意让出一条路来。残敌完全按照叶挺军长的预想,钻进了我军布下的第二个“口袋”——小岭包围圈。新四军军部独立营以密集的火力,把小岭周围的山口全部封锁。趁着夜色,叶挺军长指挥部队和民兵,轮番向敌人猛攻,打得侵略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凌晨,嗡嗡的飞机声打破了战场上黎明前的宁静。朦胧的天空出现敌人的机群。日军从芜湖派来十六架飞机,掩护小岭被围困的四百多残兵败将,企图强行突围。

叶挺军长指挥新四军和民兵,对突商的敌军尾追不舍。眼看这股残敌将被全歼,未料到驻守泾县县城方向的国民党五十二师竟作出谄媚敌人、背叛民族的事来。他们不进行阻击,还把日军放走了。

这就是叶挺将军在云岭亲自指挥的著名的泾县汀潭战斗。

三年来,叶挺军长在云岭不仅为指挥新四军与日抗战费尽苦心,而且与国民党顽固派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尖锐斗争。

新四军成立不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新四军应该东进作战,直迫上海,并向北发展,进入苏北。以便独立自主地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叶挺同志,积极贯彻党中央东进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积极支持陈毅同志首先率领新四军一个支队挺进苏南,开辟茅山根据地,建立江南指挥部。陈毅同志以茅山根据地为依托,在汉奸头子汪精卫和日本派遁军总司令部盘踞的南京周围,痛打日本侵略者,并直逼上海近郊,打进虹桥机场,烧毁日机四架,使新四军威名震江南,名扬中外,使日伪军望风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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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冬和1940年春,叶挺积极支持陈毅、粟裕同志派叶飞、陶勇同志率部从苏南渡江北进,继而又支持陈毅、粟裕同志亲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了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

叶挺命令已在安徽长江以北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四支队支队长高敬亭东进。高敬亭不执行命令。叶挺同罗炳辉、赖传珠、邓子恢等同志一起,亲自到江北督促。高敬亭行至半路而停,仍不东进。叶挺同志采取断然措施,为四支队大踏步东进扫除障碍。接着,叶挺同志又亲自领导四支队扩编为四、五两个支队,一举打开了江北新四军东进的局面。

在云岭的三年岁月里,叶挺同志时刻不忘自己是人民军队的指挥员,十分关心驻地人民的冷暖疾苦。群众中谁家有了困难,只要他知道,总是尽力帮助解决。由于军民间建立了鱼水般的亲密关系,每遇战斗,群众总是自动聚集在他的门前,要他吩咐任务,听他指挥。

1940年下半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下,蒋介石进一步加紧了防共、限共、反共活动,坚持皖南抗日的新四军成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们的眼中钉。

当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同志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诬蔑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强令新四军北移。

11月9日,朱德、叶挺向全国人民发出通电,对国民党对新四军的无耻诬蔑进行了据理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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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又致电朱德、叶挺,再次强令新四军北移。同时,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调集七个师共八万多兵力到达皖南泾县、太平、旌德、宁国等县布局成袋形,同时命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三个师开往长江以北的庐江、无为县一带,控制长江各渡口;又密令国民党苏南行署主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司令、特务头子冷欣截断新四军驻苏南部队与驻皖南部队的联系。国民党调兵遣将,大有要把新四军皖南部队一口吃掉的架势。

党中央为顾全大局,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命令新四军皖南部队迅速北移;同时,向全党全军发出紧急指示,号召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争取时局的好转。

叶挺深知蒋介石的凶残狠毒,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们持有高度警惕。他立即亲赴上饶找顾祝同交涉部队北移的问题,接着,把在皖南的一千多名病弱残疾人员和后勤人员组织起来,先送到苏南,为皖南主力部队的北移减轻了负担。

1941年1月4日,黑夜夹着细雨,这时,叶挺军长偕同项英副军长率新四军军部、特务团、教导团,以及新二、一、三支队各两个团共约九千人,在“别了,三年的皖南啊!”的悲壮歌声中,从云岭及其附近山村,沿着国民党指定的北移行军路线,踏上征途。

5日下午和傍晚,部队陆续抵达茂林——云岭南面约四、五十里处的一个山中小镇。雨越下越大,部队暂停在此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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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清晨,侦察部队报告,周围山上发现可疑情况。叶挺军长当时曾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们趁我军在运动中,设下了围歼我军的阴谋。据此,叶挺同志向项英同志建议:“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多次指出要警惕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要防止意外和突然事变,对此情况不能不防万一。为免遭意外,最好还是改变行军路线,不从东南翻丕岭去旌德,而改从西南翻樵山岭去太平,向东进军,转而北上”。

项英奉行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害怕这样做会触怒国民党,没有采纳叶挺的意见,仍然坚持按国民党指定的行军路线,继续翻丕岭向旌德方向前进。

在军事上,项英是叶挺的副手,但在党内,他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叶挺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遵循“党指挥枪”的原则,他只好放弃自己的意见。

6日夜,部队呈临战队形,冒雨向丕岭前进。丕岭位于茂林东南约三十里,是茂林东南的几座耸入云天的高山大岭中的一座。

预先盘山踞岭的国民党军四十师,在这里向新四军射出了第一批罪恶的子弹。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国近代史上一桩极其罕见、令人发指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便从这里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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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路相逢勇者胜”。叶挺军长以不可遏止的义愤,指挥部队英勇还击,要坚决杀出一条血路,突击过去。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和钱俊瑞等同志纵马登上丕岭顶峰。指挥战斗。他们站在高高的峰岭之上,面对国民党近十倍于我的重兵包围,叶挺将军无比愤怒,脱口咏出两句诗来:

“雾里旌旗云里山,凭崖勒马君试看……”

才学横溢的钱俊瑞同志听后,稍加思索,紧步其后,也吟出两句:

“层峰直上三千尺,出峡蛟龙瞬息还。”

叶挺和钱俊瑞合作的这首战场口占七绝,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满了战斗胜利的信心。

1月8日,新四军直属部队遭到国民党军七十九师、四十师和一四四师的三面夹击,战场离军部驻地的小村只有二、三里。叶挺军长把随行的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有枪用枪,有手榴弹用手榴弹,炊事员就用菜刀,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抵近战、肉搏战。叶挺军长手持二十响驳壳枪,一直战斗在最前线。激战直到天黑,硬是把几股攻上来的敌人压了回去。。

由于敌众我寡,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国民党顽固派预先准备的重重包围,毕竟很难突破。

部队被迫折回,复翻丕岭,退到茂林东南十里的高坦村。

在一间茅屋里,叶挺军长向延安发出一份电报,报告事变经过,请求党中央指示;同时,给蒋介石和他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出一份电报,义正词严地质问他们,为何一面要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一面又调兵围攻?要求他们立即制止这种无耻行为。敌人的包围圈在逐步缩小,情势十分险恶。

九日凌晨,部队冲杀到茂林以东十余里的石井坑。军部电台收到延安党中央发来的电报,中心大意是:皖南部队的军事指挥权完全由叶挺负责。应高度集中兵力,选择顽军弱点,坚决组织突围。

看罢电报,叶挺将军激动不已。他立即回电党中央,表示:一定听从党中央指挥,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战斗到底。接着,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我们一定要坚持战斗下去。从我起直到每个战士、炊事员、饲养员,就是剩下最后一人一枪,也要与卖国贼打到底……”说着,这位身经百战的著名将领刚毅坚强的脸上,竟挂上了激动的热泪。

10日早晨,黑夜的严寒还没有完全退去,叶挺就来到高坦村教导团的阵地上。他向教导团全体同志发表了极其悲愤的讲话。叶挺对大家说:“想不到蒋介石竟卑鄙无耻到这种地步。他与中华民族的罪人秦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个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为了民族存亡,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我一定要挽回当前这一国家民族危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是叶挺同志那震撼山岳的誓言,也是要求指战员们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动员令。

石井坑附近的部队准备向敌人发起攻击,叶挺军长昂然威武地出现在阵地上。他精神矍铄而又带几分激动地告诉指战员们:“我们新四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人民的武装,现在是我们每个人献身革命的时候了,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他这些话,一直鼓舞着指战员们顽强不屈地与敌人拚杀。

在形势已经非常严峻的11日下午,叶挺同志在石井河岸新四军指挥所所在地,会见了部分干部。

叶挺将军的脸上明显地增加了忧虑的色彩,但他仍表现得那样沉着和坚毅。他用炯炯放光的眼睛环视了大家好长时间,语气沉重地说:“同志们,我们已处在敌人的严密的包围之中。”他指着面前数矗立的东流山,异常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坚守这座山.我与大家同生死、共存亡。革命的火焰是永远扑灭不了的。我们新四军就是被消灭了,革命也不会失败。我们的顽强战斗,在将来革命史上也会占有光辉的一页。”

他指挥守卫在东流山及其附近的部队,打退了敌人一次接着一次的猛烈进攻。

12日晚,叶挺军长召开团以上负责同志参加的突围会议,决定同时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他说:“我们抗日,到哪里都有群众。留得火种在,不拍不燎原!”

会上,大家提出:用武装部队掩护叶军长等领导同志先走。叶挺却坚定地说:“不行,我要断后。我不能丢开这么多干部、战士不管!”

13日拂晓之前,叶挺军长气宇轩昂地来到石坑井西边山口阵地前沿。面对敌人多挺机枪的猛烈扫射,他命令用迫击炮摧毁敌军火力点。他走到炮位,亲自开了第一炮。这对坚持与敌人苦战的指战员们是极大的鼓舞。

13日,敌人反复向东流山发起进攻,兵力一次比一次增多,最大的三次兵力都在一个团以上。下午,敌人向东流山发起总攻,先是用重炮狂轰,继而放火烧山,接着是漫山遍野的步兵冲击。

叶挺军长在教导团的阵地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教导团的全体同志,都是干部或培养干部的,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轻易使用你们这支部队。现在的形势已很危急,已到了不得不使用你们这支部队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不得不命令你们去与敌人作最后一次战斗的时候了!”说到这里,他变得特别严肃,声音也特别响亮:“同志们,如果你们发现我叶挺临阵脱逃,在你们中间,不管是哪一个,都可以随时打死我。”在叶挺军长亲自指挥下,教导团的勇士们一个个与敌人展开了拚死的战斗。

下午四时,东流山终于失守。石井坑及新四军剩下的所有阵地都暴露在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

入夜,叶挺军长一次又一次地指挥部队向四面八方突围,一千多名指战员冲了出去。

敌人涌进了石井坑,枪声就在离叶挺军长指挥所二百米处爆响。叶挺毫不慌乱,沉着地指挥尚存的同志们应战。

叶挺军长把他的指挥所撤到了后山大坑王,但不久又被敌人包围。

一起行动的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要叶挺将军下班与敌人谈判。叶挺先派了两个见习侦察参谋为联络代表下山联系,一去不返。随后,叶挺同志向党中央发了最后一次电报,然后烧掉密码,毁了电台,带上几名随员下山与敌人谈判,被敌人扣留。

碧绿的信江紧擦上饶城南缓慢地流过。江南岸数里之外的茅家岭一带的丘陵上,有个叫李村的村庄,叶挺将军就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囚禁在这里。

几天前尚满面杀机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今天却换上了一副菩萨面孔。他居然在官邸里为叶挺将军设起了鸿门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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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在席间单刀直入地挑拨说:“你不是共产党员,何苦代人变苦,不如投靠中央(指蒋介石),不但可以不死,而且有官做呢!”

听了这挑拨加引诱之言,叶挺付之一笑。稍后,他泰然自若地答道:“新四军是人民抗日军队,共产党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党派,我是新四军军长,我对全军始终负责到底。”

顾祝同劝降碰壁,宴席不欢而散。春寒尚来过去,顾祝同又于三月的一天,厚着脸皮“宴请”叶挺。看来,蒋介石命他劝降的任务没有完成,他不得不再试一次。

这次,顾祝同把蒋介石的大名抬了出来。他以蒋介石如何“关心”叶挺之类的一套诓言,要叶挺同意晓南事变是共产党挑起的说法。顾祝同说,蒋介石说了,只要叶挺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相屈,合作抗日”。

听了这颠倒黑白、嫁祸于人、公然诬陷中国共产党的无耻澜言,叶挺愤然而起,把桌子一拍,大声痛斥:“请你们把这一套收起来吧!今日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叶挺一向力主抗日,别无他念。可是你们却反复无常,不顾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诺言,悍然发动皖南事变,陷害新四军。‘合作抗日’四个字,亏你说得出口!”叶挺最后告诉顾祝同,“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说罢,拂袖而去。

叶挺将军回到牢房,立刻起草了一份发给蒋介石的电报:

委员长钧鉴: 当今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举国军民团结一致对外之际,皖南事变突然爆发,举世瞩目,凡我军民无不痛心疾首,亲痛仇快,莫不如此为甚。三战区在日伪配合下乘我军北撤途经泾县之机,大打内战,全力向我围攻,我军被迫应战,以寡敌众,损失惨重,以同室操戈不足耻,宜即公布真相,以安民心,以利抗战,特陈三点:

1.无条件释放我军全体官兵,因部下听从我指挥,与其无关;

2.组织军事法庭,澄清事实真相,惩办祸首;

3.经法庭判决如责任所归,罪有应得,情愿坐穿牢底,著书写作,以度余年。义无反顾,临电泰然。

叶 挺 一九四一年三月(上饶)

制造皖南事变的真正祸首蒋介石,根本不理睬叶挺这份电报中提出的要求。

顾祝同又派来叛徒游说。叶挺给予叛徒的回答是:先给他几记耳光,继而把烤火炉和茶壶一齐猛砸过去。

这段时间,叶挺利用看守是广东藉宪兵的同乡关系,给被关押在其他牢房的新四军被俘的同志们传条子,凛然地告诉大家:“一个革命者要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坚强意志”。

在李村牢房的墙壁上,叶挺同志写下了字字千钧的文字: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

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山城重庆,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蒋介石就住在这里。

浩荡长江岸边的望龙门旁,有一栋小洋楼,楼内陈设豪华,应有尽有,美味佳肴,悉随尊便。叶挺将军被从抗日前线的江西上饶移禁到了这里。

叶挺深知蒋介石如此“厚迂”的本意,是要他在“富贵”面前瘫软下来。他来了个针锋相对:不剃发,不刮胡子。他以此向人们表示:叶挺是“富贵不能淫”的人。

一些在国民党政府身居军政要职,同时又是叶挺老同学、老同事的人,一个接一个前来“奉劝”叶挺,让他把头发理了,把胡子刮了。叶挺每次的回答都很简单:“不恢复自由,就不理发,不刮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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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蒋介石亲自来到了这座小楼。蒋介石一见叶挺,就表现得十分亲切,继而采取高压和诱骗的办法,要叶挺只须写一个声明,说皖南事变是共产党的责任,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蒋介石亲自许诺,可以委以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甚至担任司令官也行。

叶挺不为所动,鄙视地一笑,说:“这些现在不谈,要谈首先就要释放新四军的人。”“你们的人都是共产党,不能放。”蒋介石很快露出了狰狞的本相。叶挺拍着桌子,一语双关地说:“不敢对部下负责的人,怎能做委员长的部下?”“算了!算了!”蒋介石一无所获,懊丧地走了。

叶挺被投进了位于重庆西郊巍巍歌乐山下坡壑中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这里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囚禁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秘密监牢。叶挺被关在名叫红炉厂蒋家院子的囚室里。

不知是出于挑衅,还是出于所谓“疏导”,国民党军统一个特务头子向叶挺将军提出一个问题:“你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做什么?”

叶挺毫不掩饰,明确回答:“我若能出去,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恢复共产党员的资格!”

在这间牢房里,叶挺把他的满腔热血灌注到笔尖上,给当时在重庆坚持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进行合法斗争的郭沫若同志写下了慷慨悲壮,而又扣人心弦、激人奋起的著名作品《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期望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2年底,叶挺将军被转移到湖北恩施,软禁在陈诚的司令部附近。陈诚自恃有“至交”之谊,给叶挺同志以“高参”待遇。他和国民党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等达官显贵,常携“厚礼”前来“探望”,“劝说”叶挺同志“回心转意”。

对待国民党这一新的软化措施,叶挺一方面对陈诚等的所谓“关心”表示冷淡,对他们的“劝降”严词回拒,一方面买来几把锄头,在房前屋后的山坡上开起荒来,在几亩坡地上种起了玉米、蔬菜,栽上了果树,养起了鸡、鸭、羊、猪等,开始了农家生活。

陈诚的“软化”效果不佳,1943年夏天,又把叶挺转移到广西桂林。当时,叶挺子女及妻姐一家刚从澳门迁居桂林,蒋介石想以骨肉团聚的新把戏,达到“软化”叶挺的目的。可是,他们这一套也没有成功。叶挺同志经常质问监视他的特务头子:“新四军在前线作战,有哪点对不起人民、国家和民族?为什么你们要和日寇勾结起来消灭它?”特务头子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对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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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骨肉团聚的计策毫无结果,蒋介石又把叶挺将军转禁于恩施。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27日,他却被国民党的特务们押解到了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关进了白公馆楼上一个单间牢房。这对国民党的当权者们说来,该是多么大的讽刺!

蒋介石又派来要员,要叶挺同他们“合作”。叶挺很干脆地告诉他们:“要我和国民党合作,这是梦想!如果我有一天还能够获得自由,我马上就回到驻有人民军队的延安去!”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蒋介石被迫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义正词严地要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特别点名要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叶挺将军。

3月4日下午六时,叶挺同志回到了重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地,受到代表团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对他五年零两个月的铁窗斗争表示由衷的钦佩!

次日(3月5日),叶挺同志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了一份电报:

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中共中央回电叶挺同志:

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以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叶挺收到这份电报后,欣喜之情,溢于言表。4月8日,一架飞机从重庆起航,直飞延安。机上坐着叶挺同志和参加重庆谈判的王若飞、秦邦宪等同志,还有叶挺同志的夫人李秀文和五女扬眉、幼子阿九等人。当飞机飞入山西省兴县境内的黑茶山时,突然触山失事,叶挺同志就这样结束了他光彩夺目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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