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毛泽东多次发出警告

历史密码网 30 0

1941年1月6日,当北移的新四军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有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企图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的文章,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皖南事变前,毛泽东多次发出警告-第1张图片-历史密码网

全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迫于民族危机,不得不同意把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把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40年10月,蒋介石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中共顾全抗日的大局,主动作出让步,至12月,江南新四军十万人马多已北移,惟有新四军军部及其部队九千余人,仍孤悬皖南。毛泽东对此多次发出电报指示,对新四军在皖南的困境一再予以警告,不断催促其渡江北移。

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八路军、新四军自抗战以来,英勇战斗,不怕牺牲,成为全国瞩目的抗日武装力量。由此受到广泛的欢迎和拥护,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热情日益高涨,武装力量得到壮大。到1939年,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规模已是五十多万,民兵发展到一百万人。这一切令蒋介石如坐针毡,极为不安。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他发表反共报告,重演13年前的故技,又通过“整理党务”的决议,成立“防共委员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 会议通过《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文件。

随即,国民党顽固派屡屡在陕甘宁边区挑起事端。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被枪杀。12月,胡宗南部侵占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阎锡山也在山西制造十二月事变,袭击抗敌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次年2、3月间,蒋介石令朱怀冰等部,进攻太行山区域的八路军总部。这便是第一次反共高潮。

不仅如此,国民党还指责八路军“不但自由扩军,而且自由行动”,进而侵占解放区,对八路军实行经济封锁,既不发放军饷,又不让自筹军饷,以期困死、饿死八路军,从而达到“限制共产党之发展”的目的。此时,蒋介石反共的中心在华北,而对新四军则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说新四军“游而不击”“作战不力”等,以呼应华北的反共摩擦。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对新四军之新的压迫之准备。”1939年1月27日,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指出:“你们应将新四军一年余作战经过、胜利及艰苦奋斗的材料,整理电告重庆及此间,以便发表,并痛驳四军作战不力之说。”

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中共坚持自卫原则,沉重打击来犯之敌。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回援陕北,配合留守兵团赶走绥德地区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连成一片;抗敌决死队重挫阎锡山部进攻后,分别进入晋西北和太岳区抗日根据地,正式编入八路军;八路军一二九师歼灭朱怀冰部3个师,击溃投降日军的石友三部。至此,第一次反共高 潮被击退。

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使毛泽东把眼光投向华中,以重新开辟这一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局面。华中地区主要指江苏和安徽两省区,这里贯穿着京杭铁路、京杭公路、江南铁路(京宣线)和长江航道,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是连接八路军、新四军的枢纽。

新四军组建之初,仅万人左右,并不十分显眼,这才得以驻留这一地区,受第三、五战区统辖。新四军在江苏的南京、武进、常熟、无锡、金坛和安徽的芜湖、铜陵、繁昌、桐城、无为、舒城等地进行游击战,军部驻泾县云岭。日军入侵华中地区以后,这里成了抗战前线,开展游击战争才是新四军生存发展的唯一方针。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当时在讨论中共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问题时,毛泽东就力主“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他说:“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特别指出:“现在就应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会后,周恩来带着六中全会的精神来到新四军军部,帮助他们对照六中全会的精神,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此时,国民党也惊醒过来,一改在华北时惧敌畏敌、退却逃跑的做法,积极向华中伸展,恢复其政治、军事统治。1939年,国民党派出游击部队进入苏南,并限令新四军一、二支队退出武进、江阴等铁路以东地区。此外,三战区还秘密成立“防制异党活动委员会”,实施《防止新四军活动办法》,企图将新四军诱出苏南,“调至后方整编”。

这时,我军在华中发展确有许多困难,但也不是没有成功的例子,如彭雪枫的六支队和李先念的豫鄂挺进纵队。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中央书记处同志会商后,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并东南局,进一步强调:“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团,李先念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地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主持新四军工作,功不可没。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缺乏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正是这些因素使他面对上述困难时,举棋不定,错过了新四军向华中发展的最好时机。

皖南事变前,毛泽东多次发出警告-第2张图片-历史密码网

周恩来(中)与叶挺(右)、项英(左)留影

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华中发展已经失去良机,这里将成为国民党反共摩擦的中心,新四军发展的前途在哪呢?毛泽东仍坚持新四军的出路在江北。1940年1月29日,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再次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新四军江北部队根据这个精神,不失时机地向皖东敌后发展,到1940年3月 间,就由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为向苏北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四军在苏北的发展,令蒋介石如芒刺在背。于是,他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

面对严峻局面,毛泽东立即发出警告,“摩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并且要求:“在华中武装摩擦中,我党的军事部署应当是: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军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

日益恶劣的华中形势倍受毛泽东关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安危一直系挂在他心上。2月29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针对国民党展开的全面反共摩擦,毛泽东对华北和华中分别作了部署,要求华北尽量克制、忍让, “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发生军事冲突,以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而华中的“鄂中、皖东、淮北地区,新四军应坚决地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同时,华北八路军应抽调四、五万人的力量增援皖东、淮北的新四军,“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建设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的新的抗日根据地”。

此时,华北的形势极为恶劣,敌军占领区越来越大,直逼抗日根据地,形势已变得“不入华中不能生存”。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刘少奇、黄克诚的电报中,再次强调华中在应变“全国性事变时”的重要战略地位。他说:“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又说,在国民党军合力向新四军进攻时,我们“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

新四军在苏北打退韩德勤部的进攻后,毛泽东便估计到局势将会有新的变化,预料到顾祝同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采取军事压迫的手段。这时,毛泽东最担心皖南新四军的处境,北面是日军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有国民党重兵压境,处此态势下,随时都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所以,他急切致电项英:“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遭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部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可能遭到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等。”

僻处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面临险境,可如何走出险境,新四军内部却出现两种意见。项英等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主张将江北的叶飞、陶勇部急调江南,“以应大事变”。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

毛泽东完全同意陈、粟的建议,并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建议“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为避免国共之间不必要的冲突,行动方向应力避“友党后方”,“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

但项英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仍然以各种理由予以推宕,甚至还梦想着蒋介石发饷发弹后再作计较。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电,对项英提出批评,指出:“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陈毅在苏南传达完这一指示后,便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从而使蒋介石在苏南消灭新四军的图谋扑了空。项英却心存侥幸,没有听从中央的“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的告诫,丧失了转移的时机,致使新四军军部孤悬皖南,陷入越来越危险的境地。

皖南事变前,毛泽东多次发出警告-第3张图片-历史密码网

1939年春于新四军军部合影,左起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

最困难的是皖南部队与军部1940年以来逐步升级的国共摩擦,国民党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相反,共产党的力量却得以发展。中共中央对未来的发展雄心勃勃,决心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连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甚至提出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扩军百万的目标。

蒋介石被吓到了!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他正式提出“解决共产党问题”。于是,国民党出笼所谓《中央指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把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八路军准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此外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缩,不准自由成立抗日部队。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也不得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于原地,更不得在原敌后组织秘密的抗日民众武装。

蒋介石的用意不言而喻,就是要收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

正当八路军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时,蒋介石却把枪口对准了苏北的新四军,认为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9月3日起,韩德勤部一万五千余人分两路向黄桥进犯,企图聚歼新四军苏北部队,再歼击南下的八路军。新四军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一再避战、退让,并多次呼吁停战。韩德勤却步步紧逼。27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如再进攻,只有自卫。这时,黄克诚奉中共中央指示,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10月4日,韩德勤调遣数万大军,向黄桥发动总攻。苏北新四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经过4天激战,歼灭韩部一万一千人。黄桥战役的胜利,使新四军在苏北站稳了脚跟。

黄桥战役打痛了蒋介石。本以为一纸《中央提示案》,可以将新四军羁留限制,没想到新四军的地盘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众。新四军再也不似组建之初,已经建立了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根据地,并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九万人。新四军问题着实让蒋介石伤透了脑筋:再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真的会使皖南与华北连成了一片,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毛泽东料定蒋介石一定会向皖南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还在韩德勤分兵进攻陈毅、粟裕之初,他便致电中原局、新四军:国民党政府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请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10月8日,他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等,认为韩德勤在黄桥失利后必定报复,会制造新的反共摩擦。形势对新四军军部极为不利,因为,“主力战将在苏北与江南”。电文说:“最困难的是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到第三支队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

这里所说的“第三支队地区”是指临江的繁昌,从这里北渡或东移,都具有极大的机动性和可能性。此时,蒋介石开始部署兵力对皖南新四军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汤恩伯率十万兵力向皖东北进犯,李品仙率五万兵力进攻皖东。几乎与此同时,顾祝同调集5个师的兵力集结皖南。但顾祝同仍嫌不足,又调144师、52师、40师、新7师、108师迅速逼近新四军,封锁交通要道,占领战略要地。国民党甚至在广播中大肆宣传“新四军要渡江北上”,以借助日伪军的力量封锁长江。

然而,新四军军部仍没有行动的迹象。10月12日,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又致电叶挺、项英等,再次提出警告: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立场,新四军已不能在国统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军部应乘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皖东部队应立即部署向西防御,“皖东决不可失,如失皖东, 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途。”同时,又致电陈毅在与韩德勤谈判时,务使国民党“(一)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二)撤退皖南对新四军之包围。(三)撤退苏南对新四军之包围”,以完全实施新四军的行动方针。

皖南事变前,毛泽东多次发出警告-第4张图片-历史密码网

在茂林待命出发的新四军部队

这个方针早已指示你们了1940年5月以来,国共两党就各自防区划界问题,多次谈判磋商,却一直没有结果。10月19日,依据《中央提示案》,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联名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电,指责:(一)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各地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日人,专事军事吞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本地境内”。因其电报代号为皓,故被称之 为“皓电”。

国民党不仅要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赶到黄河以北贫瘠而狭窄的地区,同时还要将原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并断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粮饷,非但如此,为配合这一行动,军令部秘密拟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时时准备着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认为“皓电是哀的美敦书”,在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中说,“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中共中央在对皓电作出答复前,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一方面驳斥皓电的不实之词,拒绝限期撤至黄河以北的无理命令;另一方面表示为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皖南新四军可以移至长江以北。因其电报代号为佳,故被称之为“佳电”。

皖南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有二条可供选择:1、往北由铜陵、繁昌间直接渡江到皖东;2、由泾县往东,经苏南转经郎溪、溧阳、金坛、武进渡江去苏北。当时的形势,无论走哪条路线,都要承担军事上的风险。毛泽东十分清楚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艰难,而继续留在皖南,更是万难千险。

正因如此,毛泽东从11月初起,就坚决主张迅速北移,兵分两路,即由铜陵、繁昌间北渡的同时,另一路经苏南渡江。11月22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通报国民党军正调集华中,将进攻皖东、淮北新四军,并询问“皖南部队及军部在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准备情形如何,几天可开完?”叶、项复电,提出种种理由,表示新四军军部短期内无法开动,如发生战斗反不如暂留皖南为好。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叶挺、项英:“(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他们还不放心,又于同日追加一份电报:“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毛泽东屡屡催促,但身处险境的项英始终确定不了北移的决心。他和叶挺一面向延安发去一份又一份的请示电,一面又与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交涉经费、弹药、冬服等问题,要求展期至次年1月8日行动。

中央考虑到这些困难,并在做着这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在重庆也在与国民党交涉,以速给新四军补充弹饷,停止对我华中部队进犯等为说词,要求迟缓北移的时间。

毛泽东也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12月25日,他和朱德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就新四军由铜陵、繁昌间北渡,将会受到国民党军“暗中包围,阻我交通”等问题,让周、叶与蒋介石交涉:“(一)须分苏南,铜、繁两路北移;(二)须有两个月时间,若断若续,分批偷渡;(三)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四)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四县撤退,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五)保证不受李品仙袭击;(六)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中央和毛泽东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的争取时间,尽量创造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最佳条件。兵贵神速,身在一线的项英恰恰忘记了这一点,精神上仍然没有足够的准备,仍然迟迟不予出动。毛泽东急了,次日,他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电,指示他们必须坚决执行北移的方针: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 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这封长长的电文,已不仅是催促,多少带有严厉批评的口吻。两天后,项英不得不选择经由茂林的北移路线。可是,一切努力都已经晚了,顾祝同已经编织好一张巨网,就等着新四军入套了,皖南事变——这一历史悲剧终于酿成。

来源:党史纵横 作者:张家康

流程编辑:洪园园

标签: 皖南事变

抱歉,评论功能暂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