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少有人知深层的原因,还有两点蒋介石也没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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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初,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措施,不断指使各地国民党军向华北边区挑衅,甚至不惜勾结日寇,袭击八路军,残杀我抗日军民。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这股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恶劣行径达到了高潮。

之所以在全国抗战中期出现这股逆流,并非是国民党宣扬的什么八路军挑起事端。其根本在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置抗日大局于不顾,不仅不想让八路军扩张到新的地区,反而力图通过自己的政治和军事优势,重新挤进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一些其所谓的“失地”(这些地区多系八路军血战后,赶走日寇所建立的根据地。有些为游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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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一眼就识破了反动派的叵测居心。但为了维护辛苦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公开场合对这些磨擦事件予以揭露时,也仅仅归咎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挑衅,其余则闭口不谈。

在实际斗争中,我党一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应对顽固派的进攻,力求避免与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另一方面,始终不放弃抗日军民正当的发展权利,在能够发展根据地的山东与华中两个方向继续努力。

在山东,当时由许世友带领的胶东军区在抗日反顽(赵保原部)。这一时期,便增派八路军115师东进,建立了山东纵队。

但在华中,情况就相对复杂得多。

当年红军长征后,一部分红军由寻淮洲、项英、陈毅、方志敏、粟裕等领导,继续留在原中央苏区开展艰苦的游击作战。抗战全面爆发后,这支红军余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改编为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这时,无论是江北的新四军,还是江南的新四军军部(另有三个支队),均处于日、伪、顽三方的夹缝之中,情况非常复杂。

1939年9月,新四军六个支队已全部撤退到江北,只有叶挺、项英带领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留在长江南岸,驻扎于安徽泾县。

此后到1940年,新四军与安徽、江苏的国民党当局,特别是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之间,冲突更加频繁和尖锐。一场重大的对抗正在日益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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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当国共之间的军事形势正在朝着摊牌的方向发展时,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开始谈判。国民党提出,中共的活动地区仅限于1938年前的黄河故道以北相关地区,其它地方,包括华中、晋南在内,所有部队要一律撤走,并设定时限(没有说明后果)。这些无理要求,自然遭到中共代表的严词拒绝。

我党之所以据理力争,还有一个与控制敌后根据地无直接关系的原因,即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领导权的问题。

我党和其它民主党派主张建立的,是一个人民参与、多党合作的民主政府。而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选”蒋介石任总裁后,开始竭力提高蒋的威望和权力。蒋介石认为,应该由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号令天下,国内一切党派、团体、军事力量,都要听命于他。

1939年11月,国民党宣布:一年后召开制宪会议。果真那样,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独裁,就会成为表面上合理合法的事情。

而为了应对可能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边区军民必须做好应对准备。这个时候放弃应有的权利,意味着以后的严重被动和极其严重的后果。

1940年10月,面对韩德勤顽军的步步紧逼,新四军发起了苏中战役,取得全胜。而在谈判桌上,双方的协调已是每况愈下。

12月初,蒋介石本人下令,要求所有的新四军部队于12月31日前必须撤出皖南和苏南,八路军在这一期限前全部撤至黄河以北。一个月后,新四军要同样撤到黄河以北。

12月25日,毛泽东命令项英立即撤离。结果,到1941年1月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才开始向江北撤退。结果,途中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伤亡9000余人。

令蒋介石没有始料不及的是,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反应强烈,不仅猛烈揭批国民党派的反共阴谋,还断然决定在江北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理军长(叶挺被扣留);将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成立华中局,由刘少奇亲自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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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是早就决心要做的事情,不是在皖南很可能就在别的地方,他要借此逼迫我党服从其独裁意志。这一点,可以从高瞻远瞩的毛泽东,频繁与叶、项文电往来,最后急令项英立即撤离也看得出来。

另外,同样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撤军到黄河以北的问题上,我党只是做了一些局部的让步,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抵制一直非常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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