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说上古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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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说说上古三代

  笼统地说上古三代指夏、商、周,似不精确,因为三代之说起于春秋战国,这就不包括东周。周幽王是西周的亡国之君,属昏暴之君,“烽火戏诸侯”彻底失信于诸侯。因为“立废”上的过节,他老丈人申侯联合犬戎,把幽王杀死在骊山。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舍弃残破的镐京,倚仗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晋文侯的力量迁都到雒邑,是为东周的开始。

  实际上东周名存实亡,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各路诸侯一下子就“称霸争雄”了五百多年。孔子是推崇周礼的,《论语•八佾》有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可见,这是把夏、商、西周视为一个整体看待的。《孟子•离娄上》也有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这同样是把夏、商、西周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时代。

  那么,三代必然有其内在的血肉联系,以及还具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略觉有这样几点:

  一、三代历1300年,表面看是成汤推翻了夏桀的暴政,建立了商朝;武王推翻了商纣的暴政,建立了周朝。但,这三代几乎是由平行发展起来的夏族、商族、周族一脉相承所建的朝代,他们均来自原始社会。他们的真正创建始祖是大禹、契、弃,都处在原始社会的转型期,即从母系社会跨入父系社会的那个阶段。这有契是其母简狄吞食燕卵怀而生之、弃是其母踏巨足印怀而生之相佐证,虽说这不过是传说,不足为凭,然传说里确实包含着先民对神圣的母系社会的某种缅怀性的记忆。至于契被舜任为“司徒”,曾与大禹共同治水,以及弃曾任夏朝的农官,也并非捕风捉影。因此,三代确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他们是依托着传说时代走向国家的,否认我们传说的历史价值,等于使三代失去了根。

  二、三代分别以夏族、商族、周族为国家的核心,却未出现大一统的局面,部落遗存和“分封”便是见证。夏不用说了,启时讨伐“反叛”的伯益、有扈氏,一个是东夷偃姓部落首领,一个是夏的同姓“帮国”。启灭掉了这两个部落后,其他诸侯均臣服于夏,这众诸侯正是大大小小的部落首领。商的先世所代表的部落亦在其中,如契的孙子相土,曾趁夏朝太康失国之际,征服了不少部落,把势力向东扩展到了濒临大海,至契的十四代孙汤时仍臣服于夏,正如《越绝书》中所记“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夏已无法控制,最终为其所灭。夏至商初,差不多走过了五百来年,至少夏、商、周三族的融合已到了相当的程度。商朝时的同姓、异姓“诸侯”建立了众多的“方国”,而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仍以部落形式存在,就是“方国”也基本上形同部落联盟,只是进入了“准国家”状态。周族先世倒数第二王季历就因讨伐戎狄诸部落有功,被商朝倒数第三王文丁命为“牧师”,当了西方的“方伯”。及至周初,分封诸侯国据说达七十一国,俨然是国中之国,还不包括地处边远地带以“北狄、南蛮、西戎、东夷”为统称的少数民族的诸多部落。因此,三代延绵千余年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格局,或是尚未产生这种观念。客观上,却通过三个主要民族的不断融合,产生了统一的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三代具有一个共同的关于“天”和“徳”的概念,这实际上是一种治国理念。夏启讨伐有扈氏前在类似今天的誓师大会上告诫将士:“有扈氏威侮五行(轻慢五行,不遵洪范之道),怠弃三正(废弃正德、利用、厚生三大政事),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这是讨伐有扈氏的理论根据。商汤讨伐夏桀前也在《汤誓》里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这也是指责夏桀残暴不得人心,必须取而代之,因为“汤修德”。到汤的嫡长孙太甲继承帝位后,贤臣伊尹作《伊训》训诫太甲要记取夏桀灭亡的教训,效法汤以徳治国。没想到太甲即位“不明”(昏庸),“伊尹放诸桐”(把太甲放逐到汤的墓地所在地去反省)。这也是遵“天命”以保持清廉治国的做法。等太甲悔过自新,伊尹便把政权交到太甲手里,拟回到自己的封地终老,却又担心太甲有反复,遂作《咸有一徳》(见《尚书》)加以训诫,讲的还是一个“徳”字。到了周兴之时,武王伐纣前对诸侯发出誓词,这誓词《泰誓》与《甘誓》、《汤誓》如出一辙,痛陈商纣“弗敬上天,降灾下民”,因此“天命诛之”。

  综上,三代实为一个整体,他们从原始社会走来,把传说带进了历史,创造了华夏民族最早的家园;他们保留了部落遗存和创建“封建”,使自身成了“有限政府”,保留了原始的一些“民主”;他们奉天命,施德政,依此完成了阶段性的政权更迭;他们通过民族融合,渐次形成了统一的文化,为下一个历史阶段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作了铺垫。

  三代,乃我中华的历史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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